評論與采訪

法广:美国“养狼计划”扶持中国壮大 川普班农分手也因对华政策

Posted on Jan 21, 2018

法广:美国“养狼计划”扶持中国壮大 川普班农分手也因对华政策     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了上任后首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中将中国列为美国的重要威胁,称“中国与俄罗斯挑战美国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并试图侵蚀美国安全和繁荣”。殊不知,正是美国的扶持与帮助,使得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民主文明的一大难题。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火拍《明镜编辑部》第198期节目:美国“养狼计划”扶持中国壮大,经济发展后中国为何没能成功民主转型?该节目的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73期《内幕》杂志中。   法广:在2018年1月11日的《明镜编辑部》节目中,哈佛大学政治与经济学博士杨建利先生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支持帮助中国经济发展的“养狼计划”?   贺兰若:是的,杨建利博士认为,美国的“养狼计划”是从西方国家因为“六四”短暂制裁中国之后开始的。那个时候,西方国家渴望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而中国为了突破封锁,也非常愿意与世界各国建立密切关系。美国当时有一套思路,那就是要改变中国,就必须让中国富裕起来;经济发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自然而然地就会追求自由、民主、法制。 因此,很多美国人,甚至包括一些中国的民运领袖,都建议将人权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脱钩。   法广;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息息相关,这个看似正确并且在很多国家得到了验证的理论,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实现呢?中国的中产阶级为何没有能成为中国民主变革的推动力呢?   贺兰若:杨建利博士在接受明镜火拍采访时分析认为,中国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情况与德国在1870年到1918年的第二帝国时期非常相似,即经济发展是国家有意而为之的政策,由国家完全掌控,并将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及时吸纳到统治阶层中去。成为了统治阶层的中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不希望发生政治变革。另外,中国的中产阶级先天不足,极为脆弱,必须要依附于政治体制,因此无法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法广: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持和帮助,除了出于想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中国民主化外,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吗?   贺兰若:杨建利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介绍说,老布什总统在“六四”镇压三个星期后就派遣国家安全助理去北京见邓小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首先和邓小平个人有关,他本人在西方社会中的形象很好,以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反叛者形象示人。其次美国扶持北京政权,是为了维持美苏冷战格局,因此那个时候的美国政府绝对不希望中国政府垮台。   法广:我们都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请问为什么那个时候中国没能赶上这股风潮,实现民主转型呢?   贺兰若:杨建利博士在《明镜编辑部》节目中分析认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确震惊了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直接导致领导层和太子党决定由左倾独裁转向右翼专制。而从左倾专制走向右翼专制,就是共产党专制不变,但全面放开经济。 1992年,邓小平南巡明确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中国的江山属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任何关系;第二件事是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其它问题都好解决;第三就是调动人民心中的恶来维护中共的统治。 在这之后,就是腐败治国,只要你不挑战政府,你干什么都行,所以那时候人们都在争相“先富起来”。杨建利博士最后总结说,自此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腐败快速发展,道德快速堕落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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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中国热评】 2018高墙内外中国哪些大事起风云?

Posted on Jan 5, 2018

自由亚洲【中国热评】 2018高墙内外中国哪些大事起风云? 嘉宾:楊建利 陈奎德 主持人: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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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2018- -杨建利: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困境、权利与责任(二)

Posted on Jan 4, 2018

來源: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96714 ——拒绝“公私合营”式的温水煮青蛙命运 在前篇同题目文章中笔者强调:“2017年,当习近平朝毛式政治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或者说资本者,需要静下心来想一下可能原本被忽视的某些东西:比如政治,比如自己的权利,比如社会责任!中国资本者要想摆脱悬在自己和子孙头上的红色共产魔咒,必须对这个政权与资本的关系有所了解,必须认识到中国资产者对于法治、自由应该承担的特殊的历史责任。” 概言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再不能一味埋头数钱,也许他们从来就没能一味地埋头数钱。当王健林被边控的传言基本被证实,当刘强东声称共产主义将在这一代人实现,当马云的支付宝的网络支付被迫“网联”化,当“混合制经济”的锣鼓越敲越响,而各式各样的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遍地开花,即使是较为迟钝的民营企业家恐怕也开始意识到某种危机的临近,甚至有人预估第二次“公私合营”将是民营企业不可避免的厄运。 然而,身陷复杂的时代棋局,意识到危机的来临是一回事,正确地处理危机是另一回事。在李嘉诚敏捷地抽身而去的时候,王健林、吴晓辉却自投罗网,而肖建华以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也未能免除灭顶之灾。另一方面来说,尽管资金外逃势头不减,但民营企业家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跑路”出国,中国“资本家”的资产、权利保卫战的主战场只能是在中国国内。这就需要他们有更紧迫的危机意识和更强的行动能力。 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资产者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变化而寻求建立另外的社会同盟,在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关系走向破裂的时候,中国的资产者需要懂得与社会其他阶层结盟以及如何迅速结盟的重要性。 自2011年起,中国经济无法继续2008年底开始的“刺激—扩张”模式而转向衰退,六年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不再,滑向熊途漫漫的衰退通道,而且,在这条漫漫“熊途”上,布满了各种凶险的明障暗礁,过去几年,中小企业步履蹒跚,很多行业哀鸿遍野,举步维艰,政府财政压力增加,这是规模性民企也被暗算和剥夺的近期背景。这样的衰退很明显不是某种周期性的反应,而是30年权贵经济走向末路的表现。 权贵资本主义模式走向末路这一事实,在政治、社会领域同样有清晰的表现。十八大前,上层权力的碎片化已达危及政权生存的程度,迫使江、胡不得不配合习近平的迅速集权;多年社会矛盾和观念冲突的累积,造成民间维权和群体性事件数量逐渐升高,而在网络空间,“党和政府”的声音,开始成为弱势,这些变化是结束“邓小平时代”的推动力量——你要么往前走,要么就往后退,遗憾的是,习近平以集权、意识形态左转和打压民间社会的手段,选择了后者,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习近平的政治左转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喜好,而是邓小平主义对中国的终极束缚,是自由与专制的原则性冲突的结果——专制政治的笼子终究容纳不下飞翔的雄鹰。 中国资产者在邓小平时代不得不选择成为权力的同盟——就连资产者的重新形成,也是邓小平主义的内容之一,但在过去三十年的同盟关系中,中国资产者虽与权力勾连,彼此的防范从未彻底消除,更重要的是,自由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那就是民间财富的整体增长、意识形态的弱化、社会自由度增加、多元化观念的传播……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资产者总体上有着某种自然的推动力。 但在法治、人权等领域,资产者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他们中的很多人赞成法治却又希望享有某些特权、厌恶意识形态宣教却又对普世价值缺少实质性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六四后形成的异议者、维权者大体上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任由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孤身奋战。 而在权力与资本的暂时的同盟关系开始走向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资产者们将不得不审视与原先视野之外的社会成员结盟的可能性。我不敢说每一个资产者都会认为这是恰当的时机,但这毕竟是历史唯一的方向。这一方向将重新梳理和界定中国企业家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这种结盟也是理性的选择。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1949年7月,毛泽东向中央团校毕业生讲话时说,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这段时间,毛泽东还派刘少奇到天津安抚资本家,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五年后,当中共开始准备对资本家采取“公私合营”的时候,刘少奇却在党内解释说:“在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经济还没有,就一下没收,会搞个稀烂,经济上不利,政治上也不利。资本家跟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愿意开工生产,我们说不要,一定要自己干,要把它没收,理由不那么充足。而且,那个时候农村里面土地改革没有完成,我们党的干部主要集中在农村,派不出更多的干部到城市里面来。一九五○年的时候,不是有同志主张对资本家要挤一下吗?毛泽东同志说,不要四面出击,农村里面地主还没有打倒,在城市里面就向资本家出击,这是很不利的,这是很危险的。” 也就是说,1949年的时候,中共对城市和农村的资产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进行隔离、分化,避免四面出击的危险,以从容不迫地对资产者一个一个接替收拾。 当趋势已经形成,宽慰的话就不过是缓兵之计。剥夺是需要时间的,再强大的独裁者也不敢对所有社会力量同时采取行动。那么,假设在1949年的时候,城市资产者、知识分子能够对中共在农村采取的非法剥夺行为进行抵制,联合起来的力量会让中共的“共产主义”雄心大大降低,从而为城市资产者形成一道保护屏障。但城市资产者被假象欺骗了。1953年,毛泽东指示:“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即将开始的时候,陈云还在说:“国家对待资本家与对待地主是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害无益。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工商界不要担心得不到安排。”最后的结果却是资产评估被大大压低、是连续十年5%的所谓定息、是一顶戴在全家头上的“资本家”的罪恶的帽子…… 中共对待城市资产者和农村资产者的政策真的有什么不同吗?没有。当权力需要“割韭菜”的时候,企业会因规模不等而被分别对待吗?不会。 和今天非常类似的一点是,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正式开始前,中共就在很多私营企业“试点”建立党组织,并派驻党务官员,这些外来者让企业的所有者受尽侮辱,以至于1956年的“公私合营”时,遇罗克母亲觉得把自家财产交给国家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由于她地积极配合,甚至得到了一个政协委员的地位,但荣誉转瞬即逝,屈辱和歧视伴随一生,没有这种屈辱,可能就没有遇罗克的《出身论》,没有这种歧视,遇罗克可能会免除死刑的灭顶之灾。 如今,党组织再次在民企领域遍地开花,一个政治化、组织化的时代再次降临。要避免落入高度组织化的中共的圈套,资产者需要有全面的“反政治”意识。如果说个体凭着敏锐的嗅觉,可以通过出逃等手段来保护财产、人身安全,那么,阶层共同意识的形成,却是可以改变社会的力量,重要的是不能被“进二退一”、杀鸡骇猴、甜言蜜语等政治手段欺骗,在犹豫和观望中,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困境。 当代中国资产者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在没有法治的国家,你的财产从根本上说并不属于你自己。中共不需要修改任何法律,足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让你乖乖就范。1952年的“五反”运动,以“打击犯罪”的形式,就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整了个七荤八素,逐渐让资产者失去了保护资产的兴趣,很多人甚至希望赶紧把资产交出去。 今天的情况略微不同,要控制庞大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国际化的民营企业,中共组织化力量尚需时日。涵盖江、胡的邓小平时代,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因素的存在,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提供了一定土壤土壤,目前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倒退趋势已经形成,但资产者的资产犹在、民间反对人士和维权者仍在奋战、言论自由力量仍在对抗禁言封网,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对资产者也是相对有利的:1955年11月,刘少奇说:“现在我们就是有了这种条件,有了这种充分的条件。国际的条件,一个是苏联的存在,一个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跟国际资产阶级割断了联系……这样就完全把民族资产阶级包围起来了,要它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现在我们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优势,资本家不接受改造就要垮台,就要破产。”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中国要求外国驻华企业需建立党组织引起外商强烈不满,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德国驻华工商总会发表声明,对中方的要求表示担忧。强调如果事态进一步蔓延,德国企业不排除退出中国市场,或重新考虑对华投资策略。观察人士认为中方的做法,有可能因触发西方价值底线而引发制裁。” 这都是中国资产者可以感知和寻求联合的力量。任何社会转向的完成都需要时间,这一点会误导被剥夺者,让他们身陷危局而不能清醒自知,却也会同样制约统治者,再强的统治者都不可能一夜间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他们总是走走停停,有时候甚至玩“退两步进一步”的把戏,让一些被剥夺者认为“狼来了”的警告不过是危言耸听。因此,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首先是对中国资产者阶层政治判断力的考验,然后才是与智慧和行动力有关的较量,中国资产者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和目标,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想告诉中国资产者应该具体做些什么,我不认为自己有指导他们的资格和能力,我相信,当他们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找新的社会同盟时,他们最终会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我也不认为在社会各阶层形成自由联盟的过程中,资产者要扮演的只是赞助商角色,民主革命中,资产者、民营企业家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就行动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活力的群体,而且他们在与权力结盟的过程中,对这个政权内部的了解也多于一般社会底层,因此,来自这个阶层的挑战,具有其它力量不能替代的价值。 我只是提醒他们时间的紧迫性,不要犹豫,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中共可能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从形式上再次消灭私营企业,但民营企业家对自身财产权的掌控将被逐渐削弱,“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则会逐渐吞噬民营企业的盈利空间,让它们走向慢性死亡。总之,习近平主义的趋势已经形成,这是一条单行线:原本糟糕的法治环境正趋于更加糟糕,权力和权力者对个人财产的剥夺正变得更为容易和肆无忌惮,中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将越来越趋于紧张——这几点是根本的,其它都是枝节。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结合了传统皇权统治和列宁主义的独裁手段,在切割和打压社会、维持统治上面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清醒的整体自我意识,而包括资产者在内的民间力量并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他们的力量并不弱小,却总是分散的,在中共长期致力于消除成熟政治反对派的情况下,民间抗争大都具有自发性和被动性,对统治者来说,这样的抗争可以被事先纳入有效的维稳模式的防范之下。要有效破除中共对各阶层利益的非法剥夺,就需要破除其对单独个体、各阶层抗争的分割,我认为,被动和自发的抗争,无论其方式有多勇敢悲壮,其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而带有清醒政治意识的联合行动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因此,所有的抗争者都需要做一些基本功课:首先增加对同盟者,增加对镇压者和镇压方式的了解……然后,大家会明白怎么做才能有效放大自己的力量。短视、懈怠和自我孤立意味着难以抵挡的死亡,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留给中国民营企业家观察和思考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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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火拍:北京如何成了美國頭號對手,聯邦政府有政策导向無條件讓中國強大起來

Posted on Dec 26, 2017

明镜火拍:北京如何成了美國頭號對手,聯邦政府有政策导向無條件讓中國強大起來(《明鏡編輯部》第194期) 嘉宾:楊建利(@yangjianli001 ) 主持:陈小平 时间:2017年12月26日上午11点(纽约时间) 2017年12月26日晚12点(北京时间) (编者按:美国总统川普12月18日发布国家安全新战略报告当天,明镜火拍主持人陈小平博士就和公民力量发起人楊建利博士约好,于次日即19日美东时间上午11点做这一期明镜火拍直播节目,正在日本出差的楊建利记错时间,没有如约出镜。两人再约,今天上午终于完成这期大家期待的直播节目。这期直播节目三次被“断播”,节目在技术人员迅速修复后继续进行,“断播”让主持人和嘉宾的交谈的兴致更高。) 主要内容: 1. 川普新国家战略报告批评美国过去20年的对华政策,决策的前提就是错的,为什么美国过去20年能够一再再错,错到今天? 美国的战略是让中国强大起来 反思过去20年的外交政策:过去20年的外交政策出发点就是错误的 与这些对手交往并让他们加入到国际制度和全球商业之中将使这些对手成为仁慈的玩家和值得信赖的伙伴, 现在看来,这个假设的大部,其出发点被证明是错的。 在经济领域。美国帮助那些没有分享我们价值的国家建立自由交易经济制度,希望他们能够使其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政策,并让美国也能得到相应的好处,经验表明,这些国家扭曲和削弱关键性的经济制度,未能对其经济和政治经济根本性的改革。 这些对手们使用宣传和其他手段诋毁民主,他们提倡反西方观点,散步虚假观点,在我们自己、盟国和伙伴中之间制造分化。 a. 冷战的背景:冷战的最大赢家就是中国。 共产党得到最大冷战思维的好处:联中抗俄。 b. 战略假设:帮助中国发展,就是帮助美国发展--因此无条件帮助中国发展 c.自美国从来没有一个颠覆中国的计划。毛泽东以来的政治谣言:美国有颠覆中国的计划 d. 克林顿之后:战略伙伴--无竞争性 联邦政府内部甚至有个命令:帮助中国繁荣。这个条一直没有改变。一直到今天. e.美国如何一步步到了今天—中国利益板块的形成 --多少人信,多少人为接口 2. 亲眼目睹:美国如何养虎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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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2017 – 杨建利谈美国发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行政命令

Posted on Dec 22, 2017

消息來源: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12/%E6%9D%A8%E5%BB%BA%E5%88% A9%E8%B0%88%E7%BE%8E%E5%9B%BD%E5%8F%91%E5%B8%83%E9%A9%AC%E6% A0%BC%E5%B0%BC%E8%8C%A8%E5%9F%BA%E4%BA%BA%E6%9D%83%E9%97%AE% E8%B4%A3%E6%B3%95%E6%A1%88%E8%A1%8C%E6%94%BF%E5%91%BD%E4%BB% A4.html 今天(21日)美国川普政府就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签署第一个行政命令,对全球13位人权侵害恶棍进行惩罚,限制他们入境美国并对他们的财产进行查封冻结。为2014年人权活动家曹顺利被迫害致死负责的中国现任警察学校政委,原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高岩“上榜”。 记者就这个行政命令采访长期推动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博士。 记者:杨博士,川普政府就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签署第一个行政命令,你看了这个行政命令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杨建利:按照去年12月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案规定,今年年底美国政府须签发第一个行政命令,我们一直在等待。当时我们的工作团队有一个共识,第一个行政命令里一定要有中国政府的官员,这是一个底线,有一个中国官员“上榜”形成的突破,我们就算成功了。中国官员高岩被列入惩罚名单,这是一个好消息,是重要的第一步。 记者:人们对马格尼茨基法案的实施抱有很高的期望,高岩“上榜”是零的突破,但是其他中国的人权恶棍没有上榜,你是不是有点失望? 杨建利:我们当然希望,有更多、更高级别的中国政府的人权侵害恶棍都能“上榜”,但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提醒大家,一定在积极努力的同时压低期望值,原因是,惩罚名单的确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美国政府不会用此行政命令影响他们所需要的外交关系,说得极端点,习近平是不会“上榜”的。马格尼茨基法案最主要的用意是用威慑力改变官员的侵害行为,虽然傅政华、夏宝龙我们特别希望“上榜”的官员没有“上榜”,我们感到一些遗憾,但是谁也不能保证他们还有其他的人权侵害官员未来不会“上榜”,这就是威慑。 记者:您能否谈一下,为什么高岩首当其冲被列入惩罚名单? 杨建利:高岩“上榜”非常符合马格尼茨基法案的最初动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是由2012年开始实施的针对俄国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扩充产生,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命名来自俄罗斯维权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他因为揭发俄罗斯政府的腐败,于2009年11月在被关押期间去世,美国国会因此于2012年通过针对这个案子的侵犯人权、腐败的俄罗斯官员的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我简单介绍一下曹顺利案,读者就会理解美国政府选择时任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局长的高岩是恰当,与俄国马格尼茨案类比的用意很明显。曹顺利女士是中国的著名人权活动家,早期曾在国家劳动人事部工作,因控诉政府机关贪污腐败、滥用职权,被解除公职,2008年底曹顺利在北京发起“北京维权之旅”活动,目的是要求依国际惯例,让弱势群体参与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并收集上千份个案,因此在09年被劳教1年。2010年刚出劳教所16天,又因世博会再次被劳教1年零3个月。曹顺利女士于2013年9月14日准备赴日内瓦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会议时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北京警方带走,在失踪近一个月后,外界才得知她于当天被送进朝阳区看守所羁押,以涉嫌“非法集会罪”刑事拘留。同年10月21日,被变更罪名为涉嫌“寻衅滋事罪”逮捕。曹顺利女士被羁押在朝阳区看守所期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患有双肺结核、肝腹水、子宫肌瘤及囊肿等多种疾病,当局拒绝其及时接受治疗。期间其家属和律师多次申请保外就医被拒。直至2014年2月19日昏迷被送进北京999急救中心急救,后转入北京309医院抢救,期间多次宣告病危,延至2014年3月14日去世。 记者:未来围绕这个法案人们还可以做什么? 杨建利:我们公民力量从2012年4月的第七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上开始推动这个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后来许多人权组织加入推动,今天终于有了第一个结果,很不容易。我们在刚刚举办的第十二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上专门设立该议题的训练项目,主要是让更多的人权工作者和人权侵害受害者了解如何搜集证据和如何和相关部门和机构合作。我觉得未来四项工作是十分重要的,1. 传播相关信息了理念,让更多的人、最好是更多的中国官员、了解这一法案的内容、用意和实施;2. 让人们知道如何搜集证据,没有过硬的证据,其他后续工作都谈不上;3. 推动其他国家通过和实施类似法案,目前已经通过类似法案的国际除了美国,还有爱沙尼亚和加拿大,英国下院通过上院正在推动,我们下一个目标是澳大利亚;4. 马格尼茨基法案只是人权工作的一个工具,还有许多其他工具需要介绍给大家,美国的其他惩罚法律,联合国的人权机制等等。 记者:您还有什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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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2017 –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困境、权利与责任(一)

Posted on Aug 9, 2017

來源: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8/%E4%B8%AD%E5%9B%BD%E6%B0%91%E8% 90%A5%E4%BC%81%E4%B8%9A%E5%AE%B6%E7%9A%84%E5%9B%B0%E5%A2%83%E3% 80%81%E6%9D%83%E5%88%A9%E4%B8%8E%E8% B4%A3%E4%BB%BB%EF%BC%88%E4%B8%80%EF%BC%89.html 2017-08-09 22:01 来源: 公民议报 作者: 杨建利 2017年的中国历史年鉴上,郭文贵事件是无法被遗漏的,观察者可以从多个视角对这一事件进行解读,我认为,在中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郭文贵事件可以被视为六四以来,中国经济精英——民营企业家——与政治统治集团关系破裂的极端案例和典型象征。 在郭文贵的爆料中,多次提及徐明、李明之死。死于中共“反腐”的富商当然不止徐明和李明,2017年,被羁押中死亡的富商还有刘希泳、董林等人,与此同时,肖建华被抓、吴晓辉被抓、王健林突然贱卖资产、围绕马云的诡异传言不断,早些时候,信力健被抓、非中共党员的郭广昌被中纪委拘查、李嘉诚则早早从中国大量抽逃资金,这些,足以显示富豪逐渐成为中国的高危阶层,资产者的处境不妙未来堪忧。 中国民营企业的困境是一个长期话题,即使在国内媒体上,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也在进行,但我们所说的不是具体经营上的限制、约束,不是行业准入限制,不是银行贷款的歧视,而是中国民营企业、资产者的更深层的独特困境。自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滑,让无数中小企业主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小企业主跑路、入狱早已不是新闻。但一般而言,财力雄厚并且与权力高层关系密切的富商由于社会影响大、人脉关系广,其人身安全应该是相对有保障的,但是,包括富商在内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共同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处境也正因此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家与官员,或者说资本者与政府的关系,长期难以形成定论,甚至引发姓社姓资的争论,1989年六四事件直至1992年的邓小平的“南巡”的这段近三年的时间成为这一争论的分水岭:面对迫切的政治危机,中共不得不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采取赎买策略,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自此,以腐败作为粘合剂,社会精英“闷声发大财”,形成了赢家通吃的利益联盟,这一阶段持续了二十多年,是中共建政以来,权力者与资本者关系史上的蜜月期。 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为标志,姓社姓资的争论似乎结束了,此后,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自由度有所增加,市场经济成分缓慢增长,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得到延续,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成为社会明星和人们崇拜的对象,中国恍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变化,使新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逐渐忘记了过去几十年资本在中国的遭遇,忘记了他们真正的社会称谓其实是“资本家”,而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在过去和当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是从来找不到合法地位的。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理论不彻底的修正者,他允许资本家在中国重新出现,却不打算否定人类历史上对资本最为敌视的这个政权的法理基础,因此,他也就不允许资本家恢复自己本来的称谓。就这一点而言,过去三十年,资产者阶层在中国只是一种羞答答的存在:一方面,作为资本家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政权的“共产”基因以及对权力的无限膜拜和毫无底线现实运用,资本家是否能够真正“掌握”他们的财富,始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请不要忘记,这个政权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建立在对土地和资本所有者的几乎毫无补偿的暴力抢夺之上的,不仅如此,财富抢夺的过程,还伴有对地主、资本家的大量的肉体消灭。其规模和残酷程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新出现,是依附在权力基础之上的一种畸形存在,我们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权力需要资本创造财富,从而建立中共统治的绩效正当性基础,资本被迫接受权力时时刻刻的干预和保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权贵资本主义似乎在中国发展出了一种成功模式,使人忘记了资本的属性和中共权力的特殊基因,二者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了下来。尽管法治的缺失给经济生活带来种种弊端,但大体来说,歌舞升平的现实似乎让人们觉得这些还是可以忍受的。 十八大以后,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的政治变化是,携带共产主义红色基因的红二代全面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一开始,企业家阶层并没有对此产生足够的警觉,以为邓小平主义可以延续,以为政左经右的局面可以维持。但先知先觉者还是有的,比如李嘉诚,早在几年前,李嘉诚就成功地从中国撤出了绝大多数资金,当2017年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限制资金外流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承认,具有国际视野的李嘉诚比一般中国本土企业家确实具有更敏锐的历史洞察力。 将中国政治的左转全部归咎于习近平、王岐山等人的红色家族基因,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红色基因并非只是通过血统遗传。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既不全面又不彻底,因而十分脆弱,共产革命对自由、法治、民主的排斥是这个政权最本质的特点,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做过一些让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可贵努力,但在六四之后,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几乎完全恢复了它的本性:信奉暴力、培育仇恨、拒绝法治、限制自由……尤其是在军队、政法、宣传领域,以极为警觉的态度,阻断一切可能导向实质性政治改革的因子。 处在发展初期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事实上是在这一政治现实之下艰难成长起来的,并与权力结成了一种暂时的同盟关系,因此,中国新生资产者,尤其是具备一定规模的资产者,成为权钱利益组合的一部分,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备受社会的道德质疑,中国社会的仇富现象,相当程度上也是仇官,是对权力和资本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一种强烈反感和反弹。但是民营企业家阶层总体上是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他们对社会的作用,与那些凭借权力寻租的官员其实是不同的。 2011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后续乏力的态势,一般认为,这与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和内需匮乏相关。在此之前,是十几年的对外贸易黄金期,强劲的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但低人权、低环保优势是这个发动机重要的动力,这一点引起国内外的担忧,这种粗放、无法治、非保护创新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被权贵攫取,无法广泛惠及普通民众,造成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长期无法形成强劲的内需市场,国内市场无力支撑企业扩大生产的要求。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由政府造成的严重制约企业长远发展的错误的路径选择。 当经济出现下滑势头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却呈迅速增长趋势,社会矛盾和冲突反应的是利益分配的失衡和不公平,也就是说,蛋糕已开始变小,要求分蛋糕的人却在增加,市场、需求、分配的关系出现紊乱。其中,底层民众在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压力之下,已无压榨空间,而权贵的奶酪是动不得的,于是,资产者、中产阶层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尤其是资产者与权力者的联盟关系,便历史性地走到了破裂的边缘,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资本者对权力的附庸关系中,正如郭文贵所说,中国不存在平等的官商勾结关系,商人只是“坐台小姐”,甚至“坐台小姐”都不如。中国的权力者历来视法律如无物,权力便意味着一切。而对财产的合法掌控权实际上可以归入人权范畴,在罔顾人权的中国当然是没有保障的,资本者无法依靠法律维护自己对财产的掌控权,甚至也无法维护对财产的处置权,2015年王健林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到了2017年,面对政府限制海外投资的“政策”,王健林不得不表态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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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3/2016 – 江迅:杨建利推动六四申遗

Posted on Jul 3, 2016

消息來源: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58068 “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等民运人士及组织携手,将“六四事件”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第一份申请。杨认为,这是二十七年来有关“六四”纪念的“最实在的一件活动”。 历史长河中,总有几个如珍珠般的记忆会被铭记。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就是其中一个不能抹去的记忆。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公民力量与美国新闻博物馆、摄影记者Charlie Cole携手将“六四事件”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的第一份申请,正式递交该组织,递交的首件有关史料就是举世闻名的坦克人照片和视频录影。此举是让历史成为民族永恆的真挚记忆。 据悉,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日,美国国会举办纪念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五周年的记者会上,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协同在“六四事件”中失去双腿的方政和知名盲人维权斗士陈光诚,宣布“六四申遗”项目。“六四申遗”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文献收集和整理、文献的分析和意义论述、知识产权的法律梳理以及外交游说等领域,公民力量在与其他组织谘议的同时,建立了由韩连潮博士主持的筹备团队,在过去几个月做了最基础的研究工作,确定了以坦克人的照片和录影视频作为第一次申请内容,以期获得突破。 方政说过,“‘六四申遗’非常重要,尤其对我这样的直接受害者,但是我对‘六四申遗’的关心超出我自己的伤痛,我虽然失去双腿但是我还有生命,我们活下来的有责任为死去的夺回公道,让世界永远记住他们。我相信六四的真相和追责是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一步”。 随后公民力量团队与美国新闻博物馆、印度国家甘地博物馆合作论证坦克人形象的世界史意义,期间还接触了与此影像有关的五位摄影记者和两位摄像录影记者,得到其中两位记者Charlie Cole和Stuart Franklin的直接授权支持,在外交方面,团队亦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NGO观察员之一、“现在自由”(Freedom Now),以及美国驻联合国使团现任和退休外交官的指导。六月六日,杨建利在美国就“六四申遗”项目的推进,接受亚洲周刊访问﹕ 你最初是怎么会想到这一创举的? “六四申遗”的概念是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形成的。当时我看了英国剧作家创作的《Chinamerica》,这个词在英文里也有和变色龙比较接近的意思。这个剧作家一语双关,以此形容中美变化多端的关系(chameleonic)。这个剧以“寻找坦克人”为主线,看完我很受感动。一是这个剧的概念,二是它的结局。 你说“寻找坦克人”?北京“六四”长安街上那幕? 对。这部剧最终没有找到坦克人,找到了一个叫王鹏飞,据说这个人的弟弟是坦克人。面对记者提问,他说:“我弟弟就是那个开坦克的士兵,他也是个英雄。”这时候这个概念就昇华了。坦克人“王维林”人人皆知,但是我们看录像就会发现,开第一辆坦克的士兵是想躲开他,没有冲压他。而我当年在六月四日早上亲眼目睹另一幕,四辆坦克车压死十几个学生。那我就想,为什么在那里坦克车压死了学生,在这里却没有? 你赞同开坦克的士兵也是英雄的说法? 我非常赞同剧中的概念:那个士兵也是一个英雄。很可能当时士兵接到的命令是要冲压过去,但他拒绝了,说明这个士兵对生命的珍视。我把他叫做“坦克人第二”,那“坦克人第一”和“坦克人第二”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这两个人都是可能被共产党随意枪毙的,当时我看完这部剧就在那里流泪,因为我亲历了“六四屠杀”。事后,我就决定围绕“坦克人”这个概念,做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活动不仅要对解决“六四”问题有所帮助,同时要对未来中国社会真正走向和解提供契机。这活动把两个不同阵营对立的人的代表,挑出来作为一种昇华了的概念。 那怎么会进入“申遗”勾画的? 后来我一直思考这个事情,有一天遇到我朋友,他是我当时在狱中坐牢时的国际律师,我哈佛同学,他的组织“现在自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观察员。他给我讲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世界记忆名录。后来,我就专注寻找一些资料,研究后发现构思非常好,就形成了一个概念的两个行动:一是“寻找坦克人”,寻找第一、第二号坦克人;第二个行动是以“六四”图像和资料,形成世界记忆名录,也就是说,这些资料都是对世界史是有意义的。这么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采取各种措施控制资讯,让大家忘记“六四”,抹去集体记忆,消灭与“六四”有关的形象与资料。但如果能让国际组织承认这个形象,对世界历史颇具意义。去年十二月十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奖五周年,我们在国会开了一个记者会,宣布“六四申遗”和“寻找坦克人”这两个行动。 能说说整个申遗过程吗? “寻找坦克人”比较简单,我们给习近平写了一封信,当时方政、周锋锁还有我,我们三个“六四”屠杀亲历者呼吁大家在这封信上签名。“六四申遗”就涉及文献搜集、意义论证、版权釐清,还有外交游说四方面的专业性工作。我们建了一个团队,以韩连潮博士为主持人。他研究之后告诉我,我们不必把所有资料都搜集全了,作整体论证才递交他们接受。实际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只要有一个形象、一件资料,能够被证明有世界史意义,就能够申请,我们立刻决定:“那当然就是‘坦克人’啦!”全世界都知道“坦克人”,今年好多人都以“坦克人”为形象做纪念。有关“六四”形象中,“坦克人”是世人知道得最多的,所以我们就以这个作为突破口,把其他的资料先放下。 先对“坦克人”作论证? 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我们团队就在韩博士主导下,对这个图像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论证,同时找到照这张图片的记者,希望他授权我们,有了授权会更容易推进,因为审查委员会有规定,有了授权就会比较容易合法拿到和使用我们的申请资料,我们找到两位摄影记者授权,并开始论证。今年提交的截止期是五月三十一日,我们在当天把第一份相关的照片和录像递交了,它已经成为今年的候选之一,这就是整个的操作过程。 接下去会继续走哪几步? 下面我们要做几件事。递交后要了解他们怎么作出决定的。十四个人组成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一步会作审议,审议完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任,由她来决定要不要接受。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游说这些委员会成员,他们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而是个人,所以会比较容易打交道。外交游说工作和宣传工作的跟进,需要在欧洲建立有力团队,就近游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较关键的人物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头儿”,这位主任,她是位女士。有消息说,她现在可能遇到来自中国的巨大压力。因为“六四申遗”会让中国政府感到很紧张,这可能是“六四”这么多年后影响面最大而最实在的一件活动,所以中国政府肯定会施压。有人说,面对压力,她会屈服。我们也了解到,她正想竞选下一届联合国秘书长。这种关键时候,她需要中国支持,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影响力很大;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她要竞选联合国秘书长,她也需要正面的新闻报道,需要正面形象,支持“六四申遗”肯定是帮她正面形象的梳理,所以我们这件事,会给她带来很正面或者很负面的新闻,这就是我们的杠杆,我们仍然有杠杆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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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3/2015 – 杨建利介绍《公民力量》为高瑜案在美国和国际间呼吁的行动计划

Posted on Apr 23, 2015

新聞來源: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26179 4月17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对72岁知名异见记者高瑜判处7年徒刑,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罪”。对高瑜的重判震惊了海外各界与媒体,引发纷纷评论和抗议。在中国国内,除了《环球时报》刊登题为《泄国家机密判7年与“言论自由”无 关”》的社评,不见其他有关高瑜案的报道和评论。但来自网络的信息显示:宣判的第二天就有网民发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静默抗议集会的呼吁。上述消息出现在社交网站推特后,北京警方大为紧张,马上将高瑜的家人监控起来。 在今天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中,我们采访在美国华盛顿的人权机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介绍一下该组织为高瑜案组织呼吁行动的情况。“公民力量”组织在高瑜案宣判的第二天4月19日就发表声明,对高瑜被重判表示强烈愤慨,强烈抗议中共当局对高瑜的政治迫害。声明指出,本案所涉高瑜“泄密”之文 件,没有充分证据显示其为法律规定的国家秘密的范围。另外,所谓“九号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文件,检控方没有提供证明这样一个社团组织的文件规 划为国家机密的任何法律程序依据。 法广:高瑜案判决后引起海内外很大反响,评论很多,也有报道国内外的一些组织发起抗议呼吁行动,在美国的“公民力量”,您是创办人,听说你们也有一些打算,请介绍一下。 杨建利 :高瑜案的判决是令人震惊的,说明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控制,对民间的打压,力度越来越加强。我们在美国华盛顿的“公民力量”一直和国内保持密切联系,支持他们的工作。当高瑜被捕时,我们也在国际社会发出声音,今后“公民力量”将在几个方面采取行动。 第一是我们要和美国的国会,人权委员会,一起对高瑜案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声能对她有所帮助,可能有一些听证会,“六四”纪念日马上到了,可能美国国会会举办听证会,高瑜案可能会作为重点。 第二是我们将和美国外交单位进行协调,希望他们能够在和中国政府的接触中提出对高瑜案的关注,促使高瑜尽快地出狱。 第三,在联合国,在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那边,一直有很多活动,我们也会不断地把高瑜案向联合国有关人权的机构陈情,发出声音。 除了以上三个层次以外,我们也知道:习近平9月份会来美国访问。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公开的抗议活动,同时希望美国政府在习近平访美前对各项事务的探讨和协调中,能把高瑜和其他良心犯的案子向中国政府提出来。 所有这一切我们能做的工作并不一定能保证使高瑜马上出狱,但我们坚信一条:当中国出现严重的人权侵害的时候,世界应该发出声音来,不然的话,中国政府就会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继续在侵害人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我们不管是不是会有立即的效果,也要马上行动起来,尽量多地把声音发出来,从各个方面发出来。 法广:您是在华盛顿,请您介绍一下,高瑜案判决后,美国媒体政界等方面有什么反应 ? 杨建利:首先是人权组织都发出抗议,像“记者无疆界”,“人权观察”,像我们这样的组织,另外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对该案表示极大关注。美国国会的部分议员也在自己的网站上发出他们的关注和对高瑜案判决的谴责。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都在美国,他们发表了文章声明,表达对中国政府重判高瑜的抗议。 法广:在高瑜案判决前几天,参加美国下次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现任美国国务卿克里都对中国女权五姐妹案发表了意见,但对高瑜案还没到这个高度,如果对高瑜案的抗议不断,美国大选的参加者是否也会就此表态呢? 杨建利:我想在美国大选中,中国人权将会成为一个议题,但是会多么的重要?现在还很难评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般来讲,在大选年,中国的人权问题会比平时更加受到重视。希拉里和克里当时对中国5位女权被捕者发出声音,也是对中国非常关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中国女权运动以前一直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没有发出很强的声音。希拉里对中国的妇女权利一直非常关注,也作为她自己的一个标志性的议题,她也因此获得过很多奖项。当中国5位女权活动者被捕以后,她发出声音是非常正常的。总之我相信在大选过程中会有很多人提出有关中国的议题,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的人权议题。一般在大选年,他们的态度就会比较强硬。 希拉里和克里这样的人物还没有对高瑜案发出直接声音,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高瑜案是中国长期的人权侵害的案例之一,和浦志勇,许志永,刘晓波的案子是一类的,不断发生这样的案件,他们感觉没有什么新鲜感,而5位女权人士被抓则可能给人以新领域的感觉,有一种新鲜感。这也是中国人权工作面临的一个巨大困难,也是我们感到非常悲哀的:中国政府不断地制造这样的案件,高瑜案让国际社会感觉“这就是另外一个”,“又是另一个”,对他们来讲已经麻木了,没有什么新鲜感和刺激,这个时候让他们发出声音是有一定难度的。 法广:作为中国政治的观察家,您对习近平上台两年半以来的表现,有什么新的评价?高瑜案后,人们会不会对习近平有新的看法? 杨建利:对于习近平,从一开始我们就不抱很高的期望。刚上台时,他没有更多表现出他要做什么,他的言论也互相冲突。但有一点他没有变的是:习近平与其前任胡锦涛等人相比,并没有放松对民间社会对公民社会的打压,从他上台起就没有放松过,而且随着他执政时间的持续,这种打压的力度越来越重,像对依力哈木的判决,最近对高瑜的判决,2013年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去年对浦志强等纪念“六四”的人的打压,都说明习近平甚至比胡锦涛时期对民间的控制,对言论的控制,对舆论的控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公民民主运动,对人权运动具体的打压力度都更大一些。 法广:审判周永康,大家都以为会对中国的法制进步有一些促进,但看来这两者没什么关系了? 杨建利:反腐会不会促进中国人权的改进?这可能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习近平反腐是为了完成两个任务,一是来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像周永康,令计划,薄熙来,徐才厚,这些人都在习近平接班的过程中制造过障碍,甚至有人讲是“政变”。是不是“政变”?我们现在还看不到确凿的证据,但至少在他接班过程中制造了很多麻烦。习近平借着反腐清除其政治对手和制造麻烦者。现在有人说他反腐有剑指曾庆红江泽民,这些人的残余势力还在,盘根错节,对他的执政还有很多影响和牵制,所以他也用反腐的方式来清除这些障碍,这是第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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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1/2013 – 杨建利:反对中国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Posted on May 11, 2013

消息來源:http://www.dw.com/zh/a-17208640?&zhongwen=simp 联合国选举人权理事会新成员在即,中国旅美民主人士杨建利发起的反对中国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签名活动进展如何?西方国家对改善中国人权还能发挥作用吗?      德国之声:联合国将在一周后投票选举新一届的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也参加了竞选。您发起了名为”公民力量”的反对中国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活动。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吗? 杨建利:其实我们阻止中国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已有两年之久。因为2011年利比亚作为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被开除,原因就是该国在国内屠杀自己的人民。卡扎菲曾两次提到天安门屠杀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利比亚被开除,为什么中国仍然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我们认为联合国不能对不同的国家使用不同的人权标准,所以之后我们便开始挑战中国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资格。2012年年底,中国已坐满两届,按规定,它必须轮休一年后才能再次竞选。 几个月前,中国又再次正式提交报名参加竞选,所以我们就发起了阻止其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活动。今年9月9号,我们发起了公民力量大签名活动,包括藏族、维族、蒙古族这些人民,这是一个广义的中国人的签名活动。至今为止已有9千人签名。这是近年来签名活动中最快、最大的一次。我们在此期间也举办研讨会、集会,并发表文章来论述中国政府没有资格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因为其人权纪录如此糟糕,在其担任成员国时也没有履行任何职责,在国内制造了很多人权的灾难,在国际上也在支持独裁者。 上周,世界性网络草根组织Avaaz.org,与公民力量团队和国际西藏网络的团队一起推出反对中国再次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的全球大签名活动,刚才我看,签名人数已经接近53万,我们的目标是在投票前突破一百万。而广义的华人签名我们希望在投票前突破1万。两个目标现在看来都能达到。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全球人民心目中的印象,这可以说是全球对中国人权记录的一次大声讨。 德国之声:您发起的活动所收集的签名会对联合国投票有何具体的影响? 杨建利:我们会把签名的结果递送到各国驻联合国的使团,一是中国人的声音,而是全球的声音,让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有所考虑,投一个符合国家形象的票。比如说民主国家,世界范围内有125个民主国家,联合国成员国共有193个,中国需要97张票才能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也就是说,如果民主国家都投反对票,中国就没有可能成为成员国。换句话说,这次投票是对每一个民主国家的考验。我们把签名交给他们的使团,让他们知道,他们这次的投票可能会进入历史,对他们的国家来说或是褒扬或是羞辱,他们的后代会问: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当初支持了一个人权纪录最糟糕的大国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所以我们呼吁民主国家不要投羞辱民主国家和自己人民的票。 德国之声:近年来,不少人权组织批评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程度在不断减弱,您觉得西方国家在改善中国人权方面还能发挥作用吗? 杨建利:还会发挥作用。杠杆作用最近几年虽然有所减弱,但是仍然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看到主要的民主国家都在和中国进行人权对话。当然人权对话有时走于形式。不能够起到实质性的作用。但是有这个人权对话的机制就会在关键的时候起到作用。我们看到一些个案在主要民主国家的干预下能够得到解决。这些国家不断和中国举行人权对话,在世界范围内创造氛围要求中国改善人权、要求中国民主化,这可以转化成支持国内民众的一股重要力量。所以往往是民主国家的领袖们忽略了自己的重要性。另外,由于现实政治,他们认为不能得罪中国,要做生意和其他方面的合作。实际上这些都是自己吓唬自己。无论如何,中国政府现在需要向世界开放,需要加入各个世界机构,所以它必须和各国合作,尤其是主要的民主国家。它还是会继续做生意,因为中国经济一旦出问题,政权也会出问题,所以它不敢冒此风险。而许多西方国家领袖不了解这一点,给自己制造了很多恐惧,他们在人权问题上变得犹犹豫豫。所以我们想说,中国没什么可怕的,你只要坚持维护人权原则,中国也没办法用经济手段进行惩罚。 德国之声:目前美国和其盟友因为窃听丑闻、美国中东政策等原因的关系吃紧,对于华盛顿来说改善美中关系似乎是当务之急。您预测奥巴马政府在此次投票中会有何表现? 截至到目前,奥巴马政府尚未作出明确表态。我猜想美国可能会投赞成票或弃权票。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现实政治的考量。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不是以人权标准投票,这也是让我们感到悲哀的一点。它会衡量利益得失,投票的标准因此让人十分担忧。不管怎样,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努力。我现在仍在和白宫、美国国会以及美国各界进行斡旋。他们最好能公开表态说反对中国政府成为理事会成员,这样能影响很多国家。如果不公开表态的话,至少能做到投反对票。 采访记者: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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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1/2012 – 杨建利博士细说营救陈光诚经过

Posted on Jul 1, 2012

來源:http://cn.rfi.fr/%E4%B8%AD%E5%9B%BD/20120701-%E6%9D%A8%E5%BB%BA%E5%88%A9%E5%8D%9A%E5%A3%AB% E7%BB%86%E8%AF%B4%E8%90%A5%E6%95%91%E9%99%88%E5%85% 89%E8%AF%9A%E7%BB%8F%E8%BF%87 中国盲人赤脚律师陈光诚在几经戏剧性波折,于4月22日从被地方官员软禁、缜密看守的山东师鼓村老家逃脱出来,逃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后,又自动走出大使馆、进入医院治疗逃亡时受伤的脚。在中美几度外交角力下,最终获得中国的放行,于五月19日成功携家带眷飞抵达纽约,暂时在美国念书并休养生息。 为求达具体效果而经常采低调行事策略、暗中营救民主异议人士的维权组织“公民力量”团体,此次自然也是“营救陈光诚”的功臣之一。 “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在他过去推动民主及营救异议人士过程中,经常有别出心裁、创意造势的活动,如:茉莉花散步活动、为XXX走路活动、人人都是冯正虎、(营救陈光诚)戴墨镜行动等等。 就在陈光诚出逃进入美国使馆后,本台记者因丹麦人权奖事与获奖人杨建利联络,当时他向记者表示“的确,最近正忙着营救陈光诚”。为了不妨碍正在进行中的营救工作,记者不便过早挖掘其营救行动细节。 现今陈光诚夫妇与两个孩子已平安抵达美国,安顿就绪,在本次特别节目中,本台就为大家采访杨建利博士。请他向本台谈谈“营救陈光诚”的经过,介绍公民力量组织在营救过程中与另一位救援者美国对华援助协傅希秋牧师的关系,及杨建利本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作具体工作。 杨建利博士:公民力量团体一直对陈光诚事件非常关注,参与帮助救援陈光诚好多年了,尤其在2010年,他应该是刑满释放,但中国政府直接把他放在家里,把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强行软禁起来。所以在这以后,我就在联合国做他的案件,做过一些呼吁,当然也受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的抵制。 后来,有国内的朋友与我们一起合作,来对陈光诚进行救援,比如,我们有时派人去看他,但是有些人遇到很大的麻烦,有的甚至受到监禁,殴打。之后,当我们知道,陈光诚在2011年3月受到殴打后,我们公民力量团体就把这个案子再一次国际化。 当时我们选择了陈光诚案件的最主要的责任者李群。李群是当年判陈光诚时候的临沂市的市委书记,现在他是青岛市市委书记,据说,他的企图心很强,希望做山东的副省长,或省长之类的。我们就抓住这么一个人权侵害者,在国际上使用国际的杠杆,对他施加压力。当时我们做了一个“限制李群进行国际旅行”的方案,是由公民力量发起的,以我的名义写信给法国、英国、美国、德国、瑞典…等,人们所能想象到的世界民主国家的外交部,我都发了信,请求他们,如果李群申请该国公务或旅行签证,请他们不要发放签证给李群,我告诉他们为什么:因为李群在陈光诚的案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后来,大部分的国家都给我回信了,说他们会密切关注。那么这个事情有反馈到中国去,于是大家都觉得很振奋,关于李群的事情于是在全国传得很厉害。而李群当时在美国的New Haven市做过实习,他说做过市长助理。但因为我们做了李群的事情以后,有人就非常关注李群在美国做了些什么事。他们在New Haven市里查不到他的资料,询问市长助理,对方说没有这个人,并说,没有一个中国人为市长当助理。我们把这个消息捅出去后,中国老是打假的方舟子就开始打假,说李群写了一本书,自诩在美国做市长,这本书里面有太多假东西,方舟子就打假。这样子,就创造了一个个案。个案内容就是:你是人权侵害者,我们就把你挑出来,要你不要把责任推给政府,你也不要把责任推给政策,你要负的责任,就要你自己负。所以从我们做了此案后,一年多来,没看到他到那个国家去。而那个时候,我有陈光诚家人的授权,我也向记者们说,如果李群到美国来,我就可以有权起诉他,代表陈光诚的家人起诉他。这是一个我们公民力量帮陈光诚做的比较具体的事。当然,我们也参与了发动全世界带墨镜的行动,为推动事情而贴车贴等等的活动,这些“公民力量”都介入参与。 至于陈光诚此次的逃脱,他逃脱到了北京以后,我就已经知道他逃到北京,藏在北京,因有国内的救援者给我打了电话,告诉我,关于陈光诚事情的经过,并说,目前他人在北京,需要通知美国国务院,因为美国政府正有代表团要去中国,与中国进行战略经济对话。那么,我就把这消息通知了美国国务院,然后,那边就开始讨论关于救援的活动。那么,我这边也密切地与国务院联络,与一名负责人权方面的官员、高级顾问联络,他是给国务卿做人权方面的顾问,他随着代表团去中国,他是负责人权方面的事务。而我打电话给他时,他人正在深圳,我很惊讶问他,你怎么在深圳呢?他告诉我是参加了这个代表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之后,他们就开始紧急动员起来。 事后,陈光诚在北京的朋友也与其他在国外的救援者联系,比如傅希秋等人,然后大家就一起在国际上为陈光诚做救援活动。后来就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媒体可能都知道了。 最早我知道的消息,以及介入此事的时候,并没有规划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的这一项行动。那时到了很后来,我知道有曾金燕,胡佳的太太提出这项建议,说在北京藏着干嘛,还是进美国大使馆吧!当时我与美国国务院联系的时候,没有提出这项要求,只是说,希望包括希拉里国务卿在内的参加战略经济对话的美国代表团,能够去看望陈光诚,因为我们有救援人的电话号码,请代表团的人直接打电话给救援人,就可以找到在北京的陈光诚。我们当时是希望用如此高调的方式,使得陈光诚的案子再一次得到国际的关注,然后能够改善他在中国的状况, 让他以后可以在中国做一个自由人,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当时我们想,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当时他自己的意愿也是这样。可是后来发生了变故。 曾金燕建议他进美国大使馆以后,就由北京的救援者与大使馆联系。大使馆人员于是同意带他进去。然后,后面戏剧性的变化,媒体都知道了,就没有什么更多的秘密细节了。 目前,美国国务院也逐渐透露出更多的信息来:当时因为陈光诚坚持不愿离开中国,要求见到家人,要求学,这些要求,美国政府就比较据实的坚定的与中国政府谈判,都谈成了。谈成后,他离开大使馆以后,那几个小时当中,可说一天一夜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相信媒体都关注到了。 事情会发生变化,应该说是技术方面出现了问题,中美双方没有一方故意要毁约,也没有一方要故意把它造成这种状况。只是后来陈光诚突然发现自己陷入孤立,找救援找不着,然后又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而中美双方刚刚谈判完,双方的许诺是可以实行的,而且是可信的。就在这个时候,陈光诚突然一下子掉入了孤立中,然后又接受了一些好意朋友的电话,而大家其实都是出于好心的建议,加上他太太袁伟静那边也有消息来,说受到威胁等等的,他一下子进入到一个极度的恐惧中,这种恐惧使他决定要离开中国。所以,他就把这要求告诉了美国大使馆及海外的救援者。海外的救援者如史密斯议员及傅希秋牧师等人,在开听证会的时候,对美国国务院做了一些批评。这些批评可能夸大了些,再经过整个媒体报道出来,好像变成美国政府抛弃了陈光诚,根本不管他,把他像烫手的山芋一样扔出去,这让美国国务院感到很委屈。现在,慢慢透露出的一些消息,也说明了他们很委屈。事实上,他们是非常认真、做了很大的承诺,而且做了很大的努力把这个事情谈成。在陈光诚逐一发生变化后,美国政府马上又与中国政府重新开启谈判。那时,希拉里已经到了北京,提出要重启谈判。开始时,中国政府不愿意重谈,后来希拉里非常坚定地向中方说,这件事非得重谈不可,所以最后中美双方又再重谈。中国政府实际上也是按照美国政府及陈光诚的要求,同意了这些条件,才有陈光诚后来能够顺利来到美国。 在这事件中,有很多东西是值得琢磨。首先,我觉得美国政府在此事件中的表现,是应该得到赞扬,他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知道消息以后,就愿意伸出援手,甚至在北京的救援者提到要把陈光诚送到大使馆时,他们主要的官员愿意出去,亲自把陈光诚带进使馆里。第二,美国政府以希拉里为主要领导的团队,实际上是完全按照陈光诚的意愿来与中国政府展开了艰难谈判,谈了两轮,两轮都是按照陈光诚的意愿。尤其在第二轮,等于说,美国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谈成了。后来,希拉里及一些其他美国外交官说:“我们处理陈光诚的案件是按照两个原则,一是美国的人权原则,另一个是陈光诚的意愿。”他们讲得这两条都是很对的。 在这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中国中央政府在其中的尴尬角色。第一,他是知情的,他也要对陈光诚长期以来受迫害负有责任,但是毕竟他不是直接的施害者,不能负全部的责任。这个时候,他又要装作是一个没有责任者,但又装不出来,很显然他知道这事,而且负有责任,所以这时中国的角色就非常尴尬。面对这个尴尬,他为了避免由最高层来尴尬,就是指部长这一级,所以在国务委员这一级,基本上就把这问题解决了,甚至都没动到部长这一级,在副部长这一级的交谈中,基本上就把这个原则给定下来了。所以他们是仓促的同意美方和陈光诚提出的条件。因为这个压力很大,如果中方不同意的话,将会在最高层,再把这个案子公开地进行交涉,那么这时中国政府领导人的脸面就非常难堪了,因为他负有责任,因为这个案子太糟糕了、很难看,中方高层不能说:“我一点都不知道”,也不能说,不负有责任,他也不能说:“陈光诚是个罪犯”,因根本说不出口,因他毕竟还是要面子!所以中国政府在面临这个情况下,就在非常快的时间里,虽然外界看到的是,报纸上那些非常严厉的措辞,在前面谈判的人也好像立场非常强硬;实际上在背后,已经把所有的可让步的可能性都谈好、做到了,就是为了要避免这种尴尬。所以,在这个地方,中国政府所表现的灵活性,应该给予关注,而且给予一定的欢迎。这也说明了一点:中国政府在一定的压力之下,是可以做出一定的让步。 另外,杨建利博士也向本台强调,此次发生陈光诚事件的那段时间,因刚好碰上他在很早之前就定好的一些活动要来往欧洲,人不在美国,如:前往丹麦接受颁赠人权奖,所以他当时与傅希秋牧师商量如何营救陈光诚,两人做了很多行动,也与美国朋友一起协调、协作定调,他请傅希秋作本次营救行动的主导,他本人则加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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