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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2018 – 因良知而洒脱——读阎淮《进出中组部》 楊建利

Posted on Jun 6, 2018

登載地址:http://www.yibaochina.com/Article/Display?articleId=7620 蒙“老同事”阎淮老友惠赠《进出中组部》(明镜出版社出版),皇皇近六百页大书,在时间越来越碎片化的繁忙生活中,想要读完已属不易,其内容之精彩却又令人不忍落下一字,只好随身携带,不时抽身翻阅,坦白说,这是对脑力、体力、视力的多重挑战,却从不厌其繁,只恨其简,哪怕再多写六百页,也要逐字逐句地细读! 很难对这本书定义,正如很难定义阎淮这个人,甚至“进出中组部”这个书名也并不十分准确,本书内容涉及时间跨度超过七十年,远不止阎淮在中组部工作的四年,独特而传奇的人生,使阎淮对中国高层政治的解密之价值也不限于他在中组部工作期间的经历,更何况在六四之后阎淮再无中国党职、官位,由民运人士到独立思考的政治学者,继续延伸和开阔其观察、记录范围,其活跃而精彩的人生每一段都写得有趣、有料,有味道。 完整记录一个“红二代”成长、学习、工作经历的书,就我所知并不多见,这个红二代曾经近距离接触和交往了共产中国高层人物的家庭,尤其是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的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超级寡头家族,而他以红二代身份置身中组部广泛考察干部的经历,也让读者既有看热闹的兴致,也有看门道的挑战。 将近六百页的内容,远非我能复述,阎淮作为一个曾经的中组部官员、组织人事专家、早期官商,以严谨和详细的文字让我们了解了中共建国后高层官员生活的许多方面,而且,身兼红二代、秘书帮、清华帮、要害部门业务骨干等多重身份的阎淮,对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政治观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本书既是阎淮人生轨迹、心路历程的记录,也是有关中国政治的另类史书,阎淮的记录让很多神秘的政治黑幕不再神秘。 相识近三十年,读过这本书,我对阎淮的了解才变得完整。我们的经历、背景不同,但在六四事件发生后,我们在价值观上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看上去,阎淮没有非逃亡不可的理由,他在八九民运早期就对其结局表示悲观,在运动中只是一个普通参与者,并顺利通过了六四后的政审,而且,这个时候,阎淮多年的忘年交江泽民出人意料地担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在消息公布的第一时间,第一个电话就打到到阎淮家中问候。当时虽然已经离开中组部这个要害部门,但中组部并未把阎淮当作“外人”,而他此时正担任康华龙升的总经理,位列厅局级,只要不走,以他与康华的关系,与陈云家族的关系,尤其是与江泽民的特殊关系,加上曾经限制他升迁的婚姻纠纷已经结束,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挡阎淮在仕途上迅速蹿升了,也许,假以时日,混个副国级也未尝不可能,关于这一点,在他去国之前,中组部的铁杆好友也提醒了他,但他完全不为所动,视官位如粪土,一个人跑到法国为即将成立的民主中国阵线免费跑腿去了。 八十年代的意气风发和“上蹿下跳”,不是为了官位,不是为了虚名,而是为推动政治改革,为中国的进步,当意识到这一目的不可能在六四之后的体制内存有空间,官位对他便无意义了。这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中国人,我相信这样的人永不会绝迹,因此我相信中国的未来。 然而,民运也很快便让他失望。这样一来,阎淮似乎深陷竹篮打水一场空局面,即便不公开说,私下里总会有点遗憾和后悔吧?没有。读罢全书,感觉得到阎淮确实不曾有过任何后悔,否则,在江泽民亲自关照允许回国之后,即便官场已无位置,以他的人脉资源,投身商场也是易如反掌。但阎淮实在是太清醒的人,他把中国看透了:若留国内,“两种可能。其一,坚持本我,特立独行,两袖清风、体制排斥,被边缘化。其二,忘却初衷,自我异化,随波逐流、体制同化,若高明,荣华富贵,若倒霉,身陷囹圄。”连鲍彤都说了,“若留官场,自己必贪。”所以:“我不后悔。他们蝇营狗苟,委曲求全,违心伪装,双重人格地活了一辈子。我,自我本我,自由自在地活两辈子。” 早期共产意识形态具有很大迷惑性,尤其对年轻人而言,但这种迷惑性是以种种美丽的辞藻作外衣的,当受骗者被欺骗的时候,其心灵深处被这些辞藻所激励,反而更有可能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尽管阎淮自述在清华读书时思想左到让1989年著名的的老左广电部长艾知生都觉得太左,甚至要阻止阎淮入党,但理想主义者并不天然是傻瓜,文革给了阎淮读书、思考、游历的机会,让他思想中的平民化意识越来越强,让他懂得了“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重要,而且,中国读书人身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情节并不会被共产思想完全擦洗干净,对阎淮来说,显然有来自儒家士大夫的使命感,也有共产主义清教徒式的思想痕迹,有趣的是,这些清晰的烙印,并没有阻止他转变成一个“知行合一”的自由主义者。这让我更加相信:在中国的自由民主之路上,不要轻易将传统思想与当代政治对立,不要轻易割裂不同身份、思想者寻求社会共识的可能。对具体个人来说,自由思想的最初来源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由于各种特殊机缘,加之通达开朗的个性,阎淮交际广泛,上至“王侯”,下至“反贼”,从文人商贾,到农民乞丐,离开官场和狭义民运之后,又以外籍身份担当外国智囊、名校学者,单单这份经历,其人生足可以说精彩,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是行者,更是思考者,他对中国社会、政治,对世界文明的思考结论,精准到位,是一个真诚探索者给与我们的宝贵财富。这些用心探索得出的结论,常令我击节叹赏。 人性、良知和正义感,这是我对阎淮强烈的感受,而这些恰恰是并不复杂的人类本能,阎淮的一生经历丰富,遇事并非不懂变通,但引导他人生道路的基本理念,正是这些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东西。 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多数理想主义者来说,在当时,我们对自由、民主体制的理解还是不够开阔和深刻的,对中国变革的艰难程度,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只要怀着对自由的真诚,并身体力行,我们就能不断找到答案。而在悲哀和无奈的现实面前,对个体来说,需要坚持做人的基本原则。阎淮不属于“乐观的极端派”,当民阵在法国成立时,他可能是最悲观的预言者之一,但其为人处世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诚如阎淮对人生规划的排序:做人、做事、做官,他官没做大,事没做成多少,但做人却是成功的,因为他真诚地面对世界,真诚地面对自己,在这方面,他值得我敬重和学习。 阎淮的从容洒脱也不能不令人叹服。他放弃官位前途出走中国,抛下老婆孩子,说走就走;悄然离开“狭义民运”圈时,不出一句恶语;早已退出“狭义民运”圈子,却对各方朋友不吝施以帮助和援手;近年往来中美之间,有最终回国养老之想,但对本书出版可能带来的后果——坐牢、不让返国回乡,却也很想得开,“已经活到圣人阳寿,夫复何求,还怕神马?” 有一颗自由的心,走到哪儿都是自由的。 特别谈及阎淮的为人,并非无足轻重的廉价赞美或闲言。阎淮重做人,重友情,他交际广泛,对一些敏感事件有很深介入,但在他的言谈中,充满了包容和宽厚,他反党、反体制,但并不对立场、意见相左的旧友大揭老底,也绝不“八卦”吸引眼球,他是理想主义者,但不浅薄,他不仅清白做人,也懂得如何做事,唯一的遗憾是,这种君子之风让他的记录或许有所保留,让我这个读者觉得有些不够过瘾,只能说,有些人、有些事,他有自己的理由选择谈论的时间,希望以后会有机会读到他更多的回忆和思考。 《进出中组织部》实在是一本有内容的书,阎淮实在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短短的读后感想,无论对其书、其人,都不能有准确的介绍,但这本书、这个人,太值得认真去读。阎淮身上那份真诚、洒脱和对自由始终不移的信念,是三十年中很多人的缩影,“狭义民运”圈虽显冷落,广义“自由圈”无论阅历、见识,从来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不知是否出于巧合,阎淮的《进出中组部》一书以他在纽约刘晓波追思会上的发言作为结尾,这是一则充满勇气和真实情感的发言:“……我虽然年长晓波十岁,但继承他宪政遗志的使命却历史性地落在我们地肩上。年长者继承年幼者的遗志,也是现行体制的新常态。改革现行体制,是我们幸存者、先出生的后来人义不容辞、不可推卸的责任!将来中国必将设立‘刘晓波日’,让我们共同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 通向自由事业的道路需要有自由人格的行路者,我不曾看到这条路上的身影有过减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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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2/2018 – 再回头审视, ​再举目展望​ ——“六四”二十九周年纪念

Posted on Jun 2, 2018

议报链接:http://www.yibaochina.com/Article/Display?articleId=7615 作者:楊建利 二十九年中,“六四”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年轻一代甚至因无法接触信息而对此感到陌生,除了香港维园奇迹般始终如一的六四烛火,即使在海外,如今的纪念活动也完全无法匹配八九民运的规模和六四屠杀的惨烈与震撼。天安门母亲在等待中一天天老去,很多受害者的家人甚至已经去世。似乎这已成为一个死结:孤独者的呐喊在中共的六四定性面前,仿佛一头撞向没有回声的坚硬石墙。二十九年的时间让记忆中的清晰画面成为遥远的过去,伤痛再加伤痛,悲伤再加悲伤。 有些牺牲是无法挽回的:勇者的血、亲人的泪和一代人年华的逝去。面对一个个痛彻心扉的故事,我们当然需要反思:当初是否可以做得更好? 亲历者、分析者对此已经讲过很多,但往往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甚至会让讨论变成激烈的争执,比如5月13日的绝食是否让党内开明派失去处理学潮的主动权,比如六月三日前是否应该撤离广场,比如六四后的空校是否让外地高校失去了凝聚抗争的机会,等等。这些讨论还将继续下去,让人学会多视角反思,让我们更加理解政治的复杂性。 有一点似乎争议不大,那就是八九民运的主体——高校学生未能在行动策略上形成与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商界、工人等社会力量的有机结合。将这一缺陷归咎于广场学生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在学潮最后期,广场学生的心态在发生变化,顶着当局抓“长胡子的人 ”的压力,希望更有经验的长者介入,但除了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等人,并没有太多知识分子公开介入对学运的引导,而当局对鲍彤“泄露戒严机密”的指控后来被证实为虚假,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表明党内开明派尽管心存同情,但在介入学运问题上态度是比较慎重的。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留意,那就是六四后被抓捕、通缉的知识分子和企业界人士,有很多人介入学运的初因,是在统战部等党内开明派的要求下,被动员到广场劝告学生撤离的,就连万润南的四通、陈子明的经济研究所,在运动初期也曾明确“不介入”的态度。在风起云涌的学潮面前,其它社会力量显然没有做好准备,未能充分预见到学生身上蕴含的巨大力量。 所以,八九民运的主体,自始至终,是高校学生。八九民运的同情者遍布社会各个领域,但这些同情者主要以个人身份表达同情和支持,而未能实现任何一个阶层、行业的内部联合来对抗戒严和镇压。在六三夜幕降临后的长安街上,“北京市民”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画卷上,但这是没有组织、甚至几乎没有彼此联系的个体,孤身阻挡坦克的“王维林”成为他们的代表。而八九民运虽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但学生运动带有不可避免的理想主义色彩,学生这一阶层缺少社会经验,缺少对社会资源的掌控,虽以“反官倒、反腐败”的要求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却未能触发不同社会阶层基于利益需要的抗争,因此,在六四镇压后,后续抗争是极其微弱的。 当邓小平不惜代价动用军队进行镇压的时候,力量上的悬殊决定了学生和市民无法以血肉之躯对抗全副武装的军队,学运在北京的失败是很难避免的,然而,其它城市同样风起云涌的学运并没有遭到军队的直接镇压,却也在六四后不久时间内烟消云散,这一现象背后的成因,在过去二十九年内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和研究。 至少就两点来看,八九民运时的中国社会尚未做好变革的准备:1,自由民主观念的传播广度不足以支撑持续性抗争,普适价值的系统性传播基本还只局限于高校和知识阶层,而且由于国门打开时间不长,这些观念的传播也带有失真和片面的问题,即使在民运参与者内部,也存在很大的观念性差异,如孔庆东、司马南等人也曾是八九民运的积极参与者;2,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理想主义的抗争欠缺各社会阶层利益层面的抗争配合。其时,民营企业处在发育初期,力量弱小,而国企职工的工资福利尚可及时发放,农民在摆脱毛泽东时代的严格限制后,收入总体上趋升。走出文革不久的中国,经济处在恢复和发展期,腐败在广度和严重程度上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弱势阶层的被剥夺感远没有今天这么强烈,人们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深层成因,还没有形成足够共识,游行队伍中甚至有人举着毛泽东画像呼吁公平和平等。 所以,二十九年后的回顾与反思,不应该只停留在对学运、对北京、对六三之夜的聚焦上。如果以更开阔的视野审视一九八九,我们需要看到,奇迹般的八九学运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同情,却没有得到足够有力的实质支持,缺少在第一波镇压后的后续反抗能力。 我无法断定如果党内高层有人以叶利钦的方式站出来是否可以扭转局面。当有些反思者以此抱怨赵紫阳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学运从一开始就弥漫着对沦为“高层斗争牺牲品”的心理警觉,学运对其它社会阶层的开放度是不够的(尤其是前半段),弱者的防范心理是正常的,但这种防范在有些方面明显过度,如广场三君子被扭送公安部门,广场上出现“抓特务”现象,甚至开始形成内部冲突。 就当时的具体行动策略来讲,学潮(尤其是前半段)对其它社会阶层尤其是党内同情力量的自我疏离可能是幼稚的,但也要看到,八九民运开创了中国历史的先河:以民间社会为主体并具有主体自觉的大规模文明抗争,普通公民不再信赖“权力者的游戏”,不再让自己成为权力的附庸。这一贡献是历史性的。 凝聚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需要有各阶层广泛认同的共同价值观,并在这一价值观之下,形成对主要议题的基本共识——至少在抗争者内部不存在针锋相对的严重对立——进而,形成有效合作,并尝试进行组织上的建设。坦白地说,在1989年,这些还难以做到,六四枪响前,学潮最主要的推动力和凝聚力是反腐败、反戒严和争取学生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的极权统治消灭了所有的民间政治组织,消灭了所有不同于官方的政治理论体系,甚至以反智、反文化的极端之举,让中国变成了文化沙漠,这就使1989年时的知识精英们尽管充满了英雄主义的献身精神和思想上的前卫精神,但在知识储备和知识结构上,于民主转型所需要的成熟性和丰富性还存在严重欠缺。 因此,八九民运的失败,事后来看,不再如当初那样令人愕然,人们所谈论的八九民运胜利的可能性,或许本来就只是小概率的可能。就当时政权与民间的力量对比而言,学潮发展的规模的确是一个奇迹,这应该部分归功于党内高层较为公开化的意见分歧,更应该归功于学生高度的激情和敏捷的行动能力。 因此,六四的失败不应被看作一种失败,而是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二十九年来,我接触的很多八九民运亲历者认为,是六四让他们开始了思想上全面接受自由民主的道路,而在此之前,很多人是懵懵懂懂或一知半解。八九民运最初的动机是悼念胡耀邦、反对腐败,人们甚至对八九民运是否以自由民主为主要诉求这一点也有分歧,但在六四之后,自由、民主无疑成了人们对这一运动的主要认识和定义,自由、民主理念成为这一运动的自然延伸。八九民运以一种举世瞩目的惨烈方式结束,从道义上讲让中共政府输掉了底裤,在这种道义的巨大冲击之下,六四之后,普世价值(暨普适价值)才真正在中国开始了大规模传播并具有了生存土壤,在此之前,自由民主思想还只是小众的前卫思想。尽管中宣部严防死守,但今天中国知识界和一般民众对普世价值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已非六四前的中国社会可以比拟。中国社会的很多指标现实,现在比1989年时更具有推动自由、民主的民众基础。 六四镇压后,中共当然意识到市场经济的发育给政权带来的威胁,这才有了江泽民“把个体户整垮“的豪言壮语,但走出文革不久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失败已成定论,加之严峻的就业问题时刻造成对政府的压力,遏制民营企业发展的思路在民生和就业压力之下,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在邓小平南下讲话之前,左的口号之下,民营经济也没有停止过长足发展的势头,这是人心(甚至可以说私心)所向,大势所趋。 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普世价值思想的传播造成的冲击,使共产党传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官方再也拿不出一套可以被社会接受的“思想理论”,于是全社会出现一种怪现象:公开的官方话语与私下真实话语的脱节,正如原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所描述的,省委书记省长,们鹦鹉学舌般讲完一套官话,私下里却大都认为中国需要走民主的道路。 我认为,这种私底下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接纳和认可,八九民运和六四起到了无可替代的助推作用。没有八九民运的风起云涌和最终做出的流血牺牲,普世价值不会这么快取得道义和理念上压倒性的优势。尽管中共采取越来越强烈的警察维稳压制,但人心的丧失和对中共前途的悲观,从六四开始就变得不可逆了,至于御用学者发明的“三个自信(后增加一自信改为四个自信”和习近平的“马列回潮”,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插曲。事实上,尽管对民营企业充满警惕,采取限制和歧视的政策,习近平也不能在整体上扼杀民营企业的生存,毕竟民营企业创造了大多数就业岗位,这一点迥异于毛泽东时代,也完全不同于1989年时的经济结构,这种变化也使中共已不可能堵死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回潮只是暂时的,而且会形成很强的反弹力。 为了挽回意识形态领域彻底的失败,六四之后,中共转而乞灵于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迄今为止,虽然习近平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其所依仗的仍然不过是爱国主义,而无法让早已与现实完全脱节的马克思主义恢复生机,以自由、人权、法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仍然是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政治理论,任何严肃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西方普适价值思想。 六四过后,腐败的加剧、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加,使社会进入利益多元化状态,社会矛盾更多地不再以理念差异体现,而直接表现为个体利益上的分化,在缺少法治的社会中,这种分化和冲突经过演化,最终又被赋予了政治上的敏感性。二十九年后,我们看不到八九民运那样大规模的抗议,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种抗议、上访、冲突所卷入的人数,可能比八九民运的参与者数量还多;中共如今不再动用军队和坦克,但每天投入到维稳上的人力,肯定远超1989年6月4日。有人认为这种基于利益冲突的抗争是没有意义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自由、人权、民主理念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对应社会现实的需求。1989年以前,中国社会有没有利益分化?当然有。但我们很少看到公开的抗议示威,甚至于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几千万人活生生被饿死,也没有形成有影响的抗议事件。这是因为任何抗议事件的形成,背后必须辅以观念作为推动力,六四之后的中国社会,权利意识开始深入人心,人们意识到,除了沉默和揭竿造反,还有一种改变现实的力量,那就是以人群聚集的方式来维护个人权益。不仅如此,“法治”、“人权”概念也被中共羞羞答答地写入宪法,这些写在纸上的条文虽然只是空话,但至少反映了中共在理论和公共话语上的退却,被迫部分地接受来自普适价值的概念。当然,在中共“爱国主义”长期宣传之下,很多社会成员动辄就要“打日本、灭美国”,甚至成了网上的所谓主流舆论,但我们回顾习近平整顿网络之前的网络状况就会发现这只是一种假象。就在短短几年前,官员公开抱怨政府在网上“成为弱势”,各大等门户网站上焦点新闻的评论也几乎是一边倒地批评政府,最近几年,这些声音似乎消失了,它们去了哪里?只是批评政府的声音被技术性屏蔽而已,具有自由思想的社会成员并没有消失,而且,即使是那些五毛,面对暴力拆迁、城管打人等恶性事件,也会哑然无语。 上访人数和群体事件的居高不下表明当今中国的官民对抗开始呈现为一种权利意识推动下的利益抗争,对权力者来说,这样的抗争一时间比理想主义者的抗争更难消除。 无视和贬低这些抗争的价值是极其短视的,当人们震撼于二十九年前学潮的规模时,谁会否定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次学生运动(如八六、八八学潮等,其中也包含一些利益性诉求,如1979年人大校园之争引发的抗议)对推动八九民运的作用呢?所有的大树都要长过自己的幼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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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7/2018 – 中国民营企业家维权协会成立公告

Posted on Apr 17, 2018

來源:http://www.yibaochina.com/Article/Display?articleId=7572 鉴于当前中国民营企业所处的政治困境,因应民营企业家的迫切需求,在各方积极支持和帮助下,在公民力量团队同仁共同努力下,公民力量“中国民营企业家维权协会”于2018年4月16日正式成立。 中共十九大以来,“红色政权”正持续不断地强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场信息时代的“共产红祸”卷土重来,中国再次处在历史转折关口,而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将成为这一转折的主要牺牲者之一,因此,建立广泛的维权联盟,对中国企业家十分必要,这也是许多企业家迫切的呼吁。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政治转向正在让民间社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此前四十年经由公民社会努力而争取到的有限自由空间被逐渐蚕食,终身制和个人独裁使中共政权在打压民间社会的问题上,可以采取更为严厉和一致的做法。“党领导一切”的权力结构下,中国民企将面临着“第二次公私合营”等政治性洗劫的危险。 时下中共正竭力鼓吹其“初心”和“使命”,而其初心和使命,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就是“消灭私有制”。在过去四十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重新出现,是依附在权力基础之上的一种畸形存在。政权稳定和权力者的贪婪需要资本创造财富;资本被迫迎合无处不在的威权。中共权贵和企业主形成的利益联盟,催生了一个独特的权贵资本主义怪胎,法治的缺失和政经的腐败,给民营企业带来种种负担和灾难,但歌舞升平的假象和五彩缤纷的泡沫使人们选择遗忘和逃避,大部分企业主以为“政左经右”的局面可以长期维持,像李嘉诚这样的可以成功撤出险境的先知先觉者是极少数,像郭文贵这样提前布局撤离而又起身反抗的更属于难得。 虽然未来的中共政权可能不会像毛时代那样从形式上完全消灭民企,但毫无疑问的是企业主对自身财产的掌控权和处置权将被逐渐削弱,几十年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将成为待宰羔羊。企业家不仅要面对市场风险,还要面对官场风险。权力社会中,自古“官商一体”,一个官员的倒台,同时也就意味着一些民企的破产,古有“红顶商人”胡雪岩,今有徐明、刘希泳、刘汉、肖建华、吴小晖、楼忠福、袁宝璟……在中共统治下,民企“红不过十年,富不过三代”,几乎成为定律。共产中国之下,不可能有“百年基业”,更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富豪。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应该看到: 一,对资产者而言,财富的保全和财富创造过程是同样的重要。在没有法治、可以任意“修宪” 的共产国家里,企业主的财产从根本上说并不属于自己。无论拥有多少财富,资本家在专制政权面前,都是微不足道。中共不需要任何法律,足可以让资产者瞬间倾家荡产。没有哪一个中国商人、企业主能够摆脱中国共产党的魔爪。当权力普遍侵犯民众利益的时候,不同规模的资产者都是无法置身度外。因此,资产者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何解决财富的保全乃至人身安全问题。 二,面对民企的发展和公民力量的壮大,中共加强思想钳制和网络封锁的同时,打着“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幌子,让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势头急剧加快,民企处于完全不公平的“恶劣竞争”之环境,国企逐渐吞噬民企的生存空间,让原本步履维艰的民企雪上加霜。民营企业家必定成为习近平独裁极权的牺牲品和被剥夺者。 三,暴力和谎言贯穿始终,这是所有共产国家的共同特色。现中共将资产者捆绑在权力附庸的地位,有针对性地分批次消灭资产者,将一次性屠杀,变为更有欺骗性的不间断的个体谋杀。中共不会改变其仇视资产阶级及其所属价值体系的“共产本质”。在共产党中国,资产者阶层与红色专制制度之间的全面冲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此,短视、观望、狐疑、懈怠和自我孤立都意味着坐以待毙。 四,资本者要想摆脱悬在自己和子孙头上的“红色共产”魔咒,必须对这个政权与资本的关系深入透彻了解,必须认识到资产者对于宪政、民主、法治和自由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自由主义是资产者和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义,市场要素的自由组合是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社会自由度的增加是提升市场质量的前提。让民企生存在自由、法治之下,摘掉资产者头上的“政治紧箍咒”,才会具有无限创新的活力,这才是中国资产者阶层的希望。 五,多数国家的历史表明,在建立民主制度的过程中,资产者作为一个阶层,是极为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自由运动、民主变革,首先应该是资产者的责任。资产者具有追求自由制度的动力、丰厚的资源、独特的决策力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因此,资产者阶层不仅应该承担推动自由民主的历史责任,也有能力参与甚至引导这个伟大的变革。世界各民主国家几乎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这说明了资产者阶层与民主革命、自由制度的密切关系。 中国民企如何走出生死攸关的困境?最迫切也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结盟”。在权力与资本的同盟关系开始走向崩溃的时候,中国的资产者们将不得不审视与原先视野之外的社会成员结盟的可能性。重新界定中国民营企业家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并以属于公民社会的历史视野和时代精神来推动政治变革,与长期顽强奋斗的异议人士、维权勇士、独立知识分子和社会底层抗争者等进行全面的结盟,让政治变革的诉求,成为其根本理想和自觉行动,让中国资产者阶层作为一种非附庸的政治力量,勇敢地站在历史前沿。 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这种结盟也是最理性的选择。历史往往重复惊人相似的悲剧。中共在1949年建政时,开始对城市和农村的资产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进行隔离、切割和分化,从容不迫地对资产者进行了一个个不间断的收拾,如今现状何其相似?这说明当今中国民营企业家迅速结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一句永不过时的老话。 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正式开始前,中共就在私营企业“试点”建立党组织,并派驻党务官员,这些外来者让企业主受尽凌辱。如今,党组织再次在民企领域遍地开花,一个政治化、党组织化的时代再次降临。显然,权力和权力者对民企的剥夺正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如果说个体凭着敏锐的嗅觉,可以通过出逃等手段来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那么阶层共同意识的形成,却可以产生改变社会的巨大力量。无论规模大小,中国企业家不应该、也不需要期待任何超越其它社会阶层的特权,他们需要的是与所有社会阶层共同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生命、财产和追求幸福的制度保障。 当前,留给中国民营企业家观察、思考和觉醒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紧迫。“中国企业家维权协会”的成立,旨在为民营企业主构建一个“结盟”俱乐部,一个民企互助的平台,一个资产者与其它社会成员一起维护权益、推动法治、自由和民主的营地。 “中国企业家维权协会”宗旨:  捍卫中国民营企业家应有的权利,推动中国的自由宪政事业!本协会将致力于: 1、关注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困境,阐明他们的责任并伸张他们的权利。通报国内、国际政经资讯,尤其是有关民营企业的信息与动向。预测、警示民营企业的当下风险,提供决策建议; 2、就民营企业家与社会转型的议题展开研讨,介绍民主国家的历史经验和转型国家中的具体案例; 3、跟踪民营企业的整体状况。重点援手处于困境的民营企业家,争取与他们进行多方面的互动,为具有相似遭遇和共同行动意愿的民营企业家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 4、关注与剖析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专案,帮助建立维权的民营企业家与国际舆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间的联系,通过多种渠道为维权者提供权利救援; 5、协助被侵害的民营企业家在自由世界获得立足和发声的阵地;根据具体情况,为受害者提供完整的人身、财产安全处置方案。 “中国企业家维权协会”向所有中国企业家和经营者敞开大门,也欢迎致力于产权保护、推动法治建设的官员、学者、活动人士、媒体从业者等的加入。让我们为在中国推动一场以权利意识为中心的深刻的社会革命而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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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4/2018- -杨建利: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困境、权利与责任(二)

Posted on Jan 4, 2018

來源: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96714 ——拒绝“公私合营”式的温水煮青蛙命运 在前篇同题目文章中笔者强调:“2017年,当习近平朝毛式政治大踏步后退的时候,所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或者说资本者,需要静下心来想一下可能原本被忽视的某些东西:比如政治,比如自己的权利,比如社会责任!中国资本者要想摆脱悬在自己和子孙头上的红色共产魔咒,必须对这个政权与资本的关系有所了解,必须认识到中国资产者对于法治、自由应该承担的特殊的历史责任。” 概言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再不能一味埋头数钱,也许他们从来就没能一味地埋头数钱。当王健林被边控的传言基本被证实,当刘强东声称共产主义将在这一代人实现,当马云的支付宝的网络支付被迫“网联”化,当“混合制经济”的锣鼓越敲越响,而各式各样的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遍地开花,即使是较为迟钝的民营企业家恐怕也开始意识到某种危机的临近,甚至有人预估第二次“公私合营”将是民营企业不可避免的厄运。 然而,身陷复杂的时代棋局,意识到危机的来临是一回事,正确地处理危机是另一回事。在李嘉诚敏捷地抽身而去的时候,王健林、吴晓辉却自投罗网,而肖建华以加拿大公民的身份也未能免除灭顶之灾。另一方面来说,尽管资金外逃势头不减,但民营企业家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体“跑路”出国,中国“资本家”的资产、权利保卫战的主战场只能是在中国国内。这就需要他们有更紧迫的危机意识和更强的行动能力。 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资产者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变化而寻求建立另外的社会同盟,在权力精英与经济精英的结盟关系走向破裂的时候,中国的资产者需要懂得与社会其他阶层结盟以及如何迅速结盟的重要性。 自2011年起,中国经济无法继续2008年底开始的“刺激—扩张”模式而转向衰退,六年来,中国经济的“繁荣”不再,滑向熊途漫漫的衰退通道,而且,在这条漫漫“熊途”上,布满了各种凶险的明障暗礁,过去几年,中小企业步履蹒跚,很多行业哀鸿遍野,举步维艰,政府财政压力增加,这是规模性民企也被暗算和剥夺的近期背景。这样的衰退很明显不是某种周期性的反应,而是30年权贵经济走向末路的表现。 权贵资本主义模式走向末路这一事实,在政治、社会领域同样有清晰的表现。十八大前,上层权力的碎片化已达危及政权生存的程度,迫使江、胡不得不配合习近平的迅速集权;多年社会矛盾和观念冲突的累积,造成民间维权和群体性事件数量逐渐升高,而在网络空间,“党和政府”的声音,开始成为弱势,这些变化是结束“邓小平时代”的推动力量——你要么往前走,要么就往后退,遗憾的是,习近平以集权、意识形态左转和打压民间社会的手段,选择了后者,但我们应该意识到,习近平的政治左转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喜好,而是邓小平主义对中国的终极束缚,是自由与专制的原则性冲突的结果——专制政治的笼子终究容纳不下飞翔的雄鹰。 中国资产者在邓小平时代不得不选择成为权力的同盟——就连资产者的重新形成,也是邓小平主义的内容之一,但在过去三十年的同盟关系中,中国资产者虽与权力勾连,彼此的防范从未彻底消除,更重要的是,自由经济的发展,客观上产生了对中国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那就是民间财富的整体增长、意识形态的弱化、社会自由度增加、多元化观念的传播……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点上,资产者总体上有着某种自然的推动力。 但在法治、人权等领域,资产者处在一种矛盾状态,他们中的很多人赞成法治却又希望享有某些特权、厌恶意识形态宣教却又对普世价值缺少实质性兴趣,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六四后形成的异议者、维权者大体上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任由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孤身奋战。 而在权力与资本的暂时的同盟关系开始走向结束的时候,中国的资产者们将不得不审视与原先视野之外的社会成员结盟的可能性。我不敢说每一个资产者都会认为这是恰当的时机,但这毕竟是历史唯一的方向。这一方向将重新梳理和界定中国企业家与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即使从自身利益出发,这种结盟也是理性的选择。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1949年7月,毛泽东向中央团校毕业生讲话时说,20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即转入社会主义。这段时间,毛泽东还派刘少奇到天津安抚资本家,发表了著名的“天津讲话”。五年后,当中共开始准备对资本家采取“公私合营”的时候,刘少奇却在党内解释说:“在一九四九年那个时候,社会主义经济还没有,就一下没收,会搞个稀烂,经济上不利,政治上也不利。资本家跟共产党合作,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也愿意开工生产,我们说不要,一定要自己干,要把它没收,理由不那么充足。而且,那个时候农村里面土地改革没有完成,我们党的干部主要集中在农村,派不出更多的干部到城市里面来。一九五○年的时候,不是有同志主张对资本家要挤一下吗?毛泽东同志说,不要四面出击,农村里面地主还没有打倒,在城市里面就向资本家出击,这是很不利的,这是很危险的。” 也就是说,1949年的时候,中共对城市和农村的资产者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进行隔离、分化,避免四面出击的危险,以从容不迫地对资产者一个一个接替收拾。 当趋势已经形成,宽慰的话就不过是缓兵之计。剥夺是需要时间的,再强大的独裁者也不敢对所有社会力量同时采取行动。那么,假设在1949年的时候,城市资产者、知识分子能够对中共在农村采取的非法剥夺行为进行抵制,联合起来的力量会让中共的“共产主义”雄心大大降低,从而为城市资产者形成一道保护屏障。但城市资产者被假象欺骗了。1953年,毛泽东指示:“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共同纲领》),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这和对地主不同。”直到1956年,“公私合营”即将开始的时候,陈云还在说:“国家对待资本家与对待地主是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害无益。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工商界不要担心得不到安排。”最后的结果却是资产评估被大大压低、是连续十年5%的所谓定息、是一顶戴在全家头上的“资本家”的罪恶的帽子…… 中共对待城市资产者和农村资产者的政策真的有什么不同吗?没有。当权力需要“割韭菜”的时候,企业会因规模不等而被分别对待吗?不会。 和今天非常类似的一点是,早在1956年“公私合营”正式开始前,中共就在很多私营企业“试点”建立党组织,并派驻党务官员,这些外来者让企业的所有者受尽侮辱,以至于1956年的“公私合营”时,遇罗克母亲觉得把自家财产交给国家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由于她地积极配合,甚至得到了一个政协委员的地位,但荣誉转瞬即逝,屈辱和歧视伴随一生,没有这种屈辱,可能就没有遇罗克的《出身论》,没有这种歧视,遇罗克可能会免除死刑的灭顶之灾。 如今,党组织再次在民企领域遍地开花,一个政治化、组织化的时代再次降临。要避免落入高度组织化的中共的圈套,资产者需要有全面的“反政治”意识。如果说个体凭着敏锐的嗅觉,可以通过出逃等手段来保护财产、人身安全,那么,阶层共同意识的形成,却是可以改变社会的力量,重要的是不能被“进二退一”、杀鸡骇猴、甜言蜜语等政治手段欺骗,在犹豫和观望中,陷入“温水煮青蛙”的困境。 当代中国资产者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在没有法治的国家,你的财产从根本上说并不属于你自己。中共不需要修改任何法律,足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让你乖乖就范。1952年的“五反”运动,以“打击犯罪”的形式,就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整了个七荤八素,逐渐让资产者失去了保护资产的兴趣,很多人甚至希望赶紧把资产交出去。 今天的情况略微不同,要控制庞大的民营企业,尤其是国际化的民营企业,中共组织化力量尚需时日。涵盖江、胡的邓小平时代,三十多年市场经济因素的存在,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提供了一定土壤土壤,目前虽然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倒退趋势已经形成,但资产者的资产犹在、民间反对人士和维权者仍在奋战、言论自由力量仍在对抗禁言封网,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对资产者也是相对有利的:1955年11月,刘少奇说:“现在我们就是有了这种条件,有了这种充分的条件。国际的条件,一个是苏联的存在,一个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跟国际资产阶级割断了联系……这样就完全把民族资产阶级包围起来了,要它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现在我们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优势,资本家不接受改造就要垮台,就要破产。”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中国要求外国驻华企业需建立党组织引起外商强烈不满,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德国驻华工商总会发表声明,对中方的要求表示担忧。强调如果事态进一步蔓延,德国企业不排除退出中国市场,或重新考虑对华投资策略。观察人士认为中方的做法,有可能因触发西方价值底线而引发制裁。” 这都是中国资产者可以感知和寻求联合的力量。任何社会转向的完成都需要时间,这一点会误导被剥夺者,让他们身陷危局而不能清醒自知,却也会同样制约统治者,再强的统治者都不可能一夜间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他们总是走走停停,有时候甚至玩“退两步进一步”的把戏,让一些被剥夺者认为“狼来了”的警告不过是危言耸听。因此,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首先是对中国资产者阶层政治判断力的考验,然后才是与智慧和行动力有关的较量,中国资产者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和目标,承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想告诉中国资产者应该具体做些什么,我不认为自己有指导他们的资格和能力,我相信,当他们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找新的社会同盟时,他们最终会明白自己该做什么。我也不认为在社会各阶层形成自由联盟的过程中,资产者要扮演的只是赞助商角色,民主革命中,资产者、民营企业家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就行动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活力的群体,而且他们在与权力结盟的过程中,对这个政权内部的了解也多于一般社会底层,因此,来自这个阶层的挑战,具有其它力量不能替代的价值。 我只是提醒他们时间的紧迫性,不要犹豫,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中共可能不会像毛泽东时代那样从形式上再次消灭私营企业,但民营企业家对自身财产权的掌控将被逐渐削弱,“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则会逐渐吞噬民营企业的盈利空间,让它们走向慢性死亡。总之,习近平主义的趋势已经形成,这是一条单行线:原本糟糕的法治环境正趋于更加糟糕,权力和权力者对个人财产的剥夺正变得更为容易和肆无忌惮,中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将越来越趋于紧张——这几点是根本的,其它都是枝节。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党结合了传统皇权统治和列宁主义的独裁手段,在切割和打压社会、维持统治上面具有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清醒的整体自我意识,而包括资产者在内的民间力量并不具有这样的优势,他们的力量并不弱小,却总是分散的,在中共长期致力于消除成熟政治反对派的情况下,民间抗争大都具有自发性和被动性,对统治者来说,这样的抗争可以被事先纳入有效的维稳模式的防范之下。要有效破除中共对各阶层利益的非法剥夺,就需要破除其对单独个体、各阶层抗争的分割,我认为,被动和自发的抗争,无论其方式有多勇敢悲壮,其效果也是相当有限的,而带有清醒政治意识的联合行动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因此,所有的抗争者都需要做一些基本功课:首先增加对同盟者,增加对镇压者和镇压方式的了解……然后,大家会明白怎么做才能有效放大自己的力量。短视、懈怠和自我孤立意味着难以抵挡的死亡,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生机盎然的未来。 留给中国民营企业家观察和思考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紧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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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9/2017 –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困境、权利与责任(一)

Posted on Aug 9, 2017

來源:https://botanwang.com/articles/201708/%E4%B8%AD%E5%9B%BD%E6%B0%91%E8% 90%A5%E4%BC%81%E4%B8%9A%E5%AE%B6%E7%9A%84%E5%9B%B0%E5%A2%83%E3% 80%81%E6%9D%83%E5%88%A9%E4%B8%8E%E8% B4%A3%E4%BB%BB%EF%BC%88%E4%B8%80%EF%BC%89.html 2017-08-09 22:01 来源: 公民议报 作者: 杨建利 2017年的中国历史年鉴上,郭文贵事件是无法被遗漏的,观察者可以从多个视角对这一事件进行解读,我认为,在中国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郭文贵事件可以被视为六四以来,中国经济精英——民营企业家——与政治统治集团关系破裂的极端案例和典型象征。 在郭文贵的爆料中,多次提及徐明、李明之死。死于中共“反腐”的富商当然不止徐明和李明,2017年,被羁押中死亡的富商还有刘希泳、董林等人,与此同时,肖建华被抓、吴晓辉被抓、王健林突然贱卖资产、围绕马云的诡异传言不断,早些时候,信力健被抓、非中共党员的郭广昌被中纪委拘查、李嘉诚则早早从中国大量抽逃资金,这些,足以显示富豪逐渐成为中国的高危阶层,资产者的处境不妙未来堪忧。 中国民营企业的困境是一个长期话题,即使在国内媒体上,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也在进行,但我们所说的不是具体经营上的限制、约束,不是行业准入限制,不是银行贷款的歧视,而是中国民营企业、资产者的更深层的独特困境。自2011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下滑,让无数中小企业主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小企业主跑路、入狱早已不是新闻。但一般而言,财力雄厚并且与权力高层关系密切的富商由于社会影响大、人脉关系广,其人身安全应该是相对有保障的,但是,包括富商在内的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得不共同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时代背景正在发生变化,他们的处境也正因此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家与官员,或者说资本者与政府的关系,长期难以形成定论,甚至引发姓社姓资的争论,1989年六四事件直至1992年的邓小平的“南巡”的这段近三年的时间成为这一争论的分水岭:面对迫切的政治危机,中共不得不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采取赎买策略,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自此,以腐败作为粘合剂,社会精英“闷声发大财”,形成了赢家通吃的利益联盟,这一阶段持续了二十多年,是中共建政以来,权力者与资本者关系史上的蜜月期。 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为标志,姓社姓资的争论似乎结束了,此后,中国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自由度有所增加,市场经济成分缓慢增长,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得到延续,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成为社会明星和人们崇拜的对象,中国恍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变化,使新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逐渐忘记了过去几十年资本在中国的遭遇,忘记了他们真正的社会称谓其实是“资本家”,而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在过去和当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是从来找不到合法地位的。 邓小平是社会主义理论不彻底的修正者,他允许资本家在中国重新出现,却不打算否定人类历史上对资本最为敌视的这个政权的法理基础,因此,他也就不允许资本家恢复自己本来的称谓。就这一点而言,过去三十年,资产者阶层在中国只是一种羞答答的存在:一方面,作为资本家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政权的“共产”基因以及对权力的无限膜拜和毫无底线现实运用,资本家是否能够真正“掌握”他们的财富,始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请不要忘记,这个政权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建立在对土地和资本所有者的几乎毫无补偿的暴力抢夺之上的,不仅如此,财富抢夺的过程,还伴有对地主、资本家的大量的肉体消灭。其规模和残酷程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新出现,是依附在权力基础之上的一种畸形存在,我们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权力需要资本创造财富,从而建立中共统治的绩效正当性基础,资本被迫接受权力时时刻刻的干预和保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权贵资本主义似乎在中国发展出了一种成功模式,使人忘记了资本的属性和中共权力的特殊基因,二者的矛盾被暂时掩盖了下来。尽管法治的缺失给经济生活带来种种弊端,但大体来说,歌舞升平的现实似乎让人们觉得这些还是可以忍受的。 十八大以后,情况显然发生了变化。一个重要的政治变化是,携带共产主义红色基因的红二代全面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一开始,企业家阶层并没有对此产生足够的警觉,以为邓小平主义可以延续,以为政左经右的局面可以维持。但先知先觉者还是有的,比如李嘉诚,早在几年前,李嘉诚就成功地从中国撤出了绝大多数资金,当2017年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正式限制资金外流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承认,具有国际视野的李嘉诚比一般中国本土企业家确实具有更敏锐的历史洞察力。 将中国政治的左转全部归咎于习近平、王岐山等人的红色家族基因,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因为共产主义的红色基因并非只是通过血统遗传。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既不全面又不彻底,因而十分脆弱,共产革命对自由、法治、民主的排斥是这个政权最本质的特点,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赵紫阳做过一些让中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可贵努力,但在六四之后,这个政权在政治上几乎完全恢复了它的本性:信奉暴力、培育仇恨、拒绝法治、限制自由……尤其是在军队、政法、宣传领域,以极为警觉的态度,阻断一切可能导向实质性政治改革的因子。 处在发展初期的中国新生资产阶级事实上是在这一政治现实之下艰难成长起来的,并与权力结成了一种暂时的同盟关系,因此,中国新生资产者,尤其是具备一定规模的资产者,成为权钱利益组合的一部分,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备受社会的道德质疑,中国社会的仇富现象,相当程度上也是仇官,是对权力和资本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一种强烈反感和反弹。但是民营企业家阶层总体上是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他们对社会的作用,与那些凭借权力寻租的官员其实是不同的。 2011年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后续乏力的态势,一般认为,这与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和内需匮乏相关。在此之前,是十几年的对外贸易黄金期,强劲的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但低人权、低环保优势是这个发动机重要的动力,这一点引起国内外的担忧,这种粗放、无法治、非保护创新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成果被权贵攫取,无法广泛惠及普通民众,造成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长期无法形成强劲的内需市场,国内市场无力支撑企业扩大生产的要求。对中国企业来说,这是由政府造成的严重制约企业长远发展的错误的路径选择。 当经济出现下滑势头的时候,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却呈迅速增长趋势,社会矛盾和冲突反应的是利益分配的失衡和不公平,也就是说,蛋糕已开始变小,要求分蛋糕的人却在增加,市场、需求、分配的关系出现紊乱。其中,底层民众在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压力之下,已无压榨空间,而权贵的奶酪是动不得的,于是,资产者、中产阶层的好日子就到头了,尤其是资产者与权力者的联盟关系,便历史性地走到了破裂的边缘,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在资本者对权力的附庸关系中,正如郭文贵所说,中国不存在平等的官商勾结关系,商人只是“坐台小姐”,甚至“坐台小姐”都不如。中国的权力者历来视法律如无物,权力便意味着一切。而对财产的合法掌控权实际上可以归入人权范畴,在罔顾人权的中国当然是没有保障的,资本者无法依靠法律维护自己对财产的掌控权,甚至也无法维护对财产的处置权,2015年王健林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到了2017年,面对政府限制海外投资的“政策”,王健林不得不表态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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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4/2017 – 杨建利:世界上最贵的酒——遥寄川渝八九兄弟

Posted on May 14, 2017

登載地址: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85182 我把它放在容易看见的地方,而不是酒柜,无论如何,那里是摆不下这瓶酒的,这是世界上最贵的酒。整整二十八年的酿造,青春到华发,它的原料是勇士的血、亲人的泪、多少人揪心的痛! 它从中国的西南,从一个素未谋面的兄弟手里,托给一位朋友带离中国,颠簸了南亚、中东、欧洲,再辗转到我的手上。它不是为了任何人在任何饭局上享用的,它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我正在为它设计行程,我要让更多的人看见这瓶世界上最贵的酒。 你需要知道这瓶酒背后的故事。 先让我们记住被逮捕的四位“酿酒者”的名字:陈兵、符海陆、罗誉富、张隽勇;让我们记住成都女诗人马青,仅仅因为在微博上转发了这瓶酒的广告,就被刑事拘留。大概这是世界上唯一具有“煽动颠覆”功能的酒了。 没错,这是当权者眼中的毒酒,其毒性之大,足以刺穿言论封锁的谎言,足以扯下当权者最不愿让人们看到的真实世界的帷幔。二十八年来,当几个简单的数字组合在一起,它就成了一种禁忌,六四屠杀的刽子手和他们的继承者,千方百计让人们忘记八九六四,忘记军队在北京街头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暴行。 但是我们说“不忘记、不恐惧、不冷淡、不堕落,不放弃”。这不是出于固执,我们知道,8964是解读中国当今社会政治的密码,不为这几个数字解密,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人民的国家,永远不会沐浴自由、民主、法治的阳光。为了解密这几个数字,有识之士尝试着各种办法首先修复人们的记忆。2016年,陈兵、符海陆、罗誉富和张隽勇在六四二十七周年前,推出了“八酒六四”–“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想必他们曾费尽心思:利用“九”和“酒”的谐音,他们创造了“八酒六四”的品牌,数字中插入一个“酒”字,既为写明商品属性,也让“八九六四”这组数字容易在市场上蒙混过关,数字的旁边是“铭记”两个字,“铭记”中的“记”字,粗看去则可能被视作某家商号的传统标识。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它要让你喝下的,是“铭记八九六四”这六个字。 在真正懂得品味它的人看来,这是某种信息的传递,对一般购买者而言,偶然发现的这个秘密,也可以提示中国身体上某处流血的伤口。让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饭桌上都摆放这样一瓶酒,当权者还能对八九六四继续装聋作哑吗?人们还会沉默吗? 也许这不是一个好的创意,因为在今天它是不会有太大销量的,除了最初在一个小范围的传播,它引来的只是公安(而不是工商)部门的查封,引来的是对“酿酒者”的逮捕;但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意,在中国人的习俗中,大悲大喜往往都是需要酒的,素来盛产名酒的四川,酿造出了属于被屠杀、遭迫害、爱自由者的酒,但谁能怀疑我们将会是最后的胜利者?那时候,我们将用它庆祝整个民族的节日。 出于安全的考虑,我没有打听参与酿酒的人员名单,而把它视为川渝地区的八九兄弟共同酿造,其中包括六四中死难的吴国锋、肖杰、陈永廷,包括2009年入狱的刘贤斌,包括2011年入狱的陈卫,包括2015年因为给吴国峰扫墓被抓、今年3月31日被判刑四年的陈云飞…… 六四枪响过后,恐怖笼罩的中国大地上,川渝地区始终不曾断绝追求民主的声音,一波又一波的打压之下,践行民主的朋友却越来越多,我只知道其中少数人的名字:刘贤斌、陈云飞、陈卫、陈兵、黄琦、谭作人、冉云飞、佘万宝、蒲勇、陈明先、欧阳懿、萧雪慧、王怡、许万平、符海陆、王森、李必丰、胡明君、张明、王明、罗誉富、张隽勇、张起、黄晓敏、上官乱、马青、姜建、冉明、雷凤云、汪成忠、侯多蜀、覃礼尚、王林建、韩燕明、吴卫东、穆家峪、李国宏、夏明、唐璐、染香姐姐、潘强、刘俊国、王雪笠、杨雨……在专制政治面前,他们显示了川渝人的顽强个性。2007年六四18周年当天,陈云飞巧妙地设法在《成都晚报》上打出广告“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在记忆有罪的年代,坚强的何止是64遇难者母亲,陈云飞的坚强和坚持,不也同样震撼人心吗! 川渝是一块即使在最严酷的年代,也无法对自由消音的土地,这里有自由思想的传统,有冯元春、吴思慧、张锡锟、张先痴、徐友渔、胡平、王康、薛伟、齐家贞、蔡楚、廖亦武、封从德、陈破空、费良勇、余杰、长平……所以我必须说,陈兵们酿造的酒里,还有一种材料,那就是川人的胆汁! 绝大多数川渝的同道,我都无缘相识,但无论男女,无论老幼,甚至包括不曾参加八九民运的年轻朋友,在我看来,都是内心深处真正在意的兄弟,在感情和思想上,我们是陈卫、陈兵这样的双胞胎。二十八年来,我们经历挫折、监禁、流亡、无助、孤独,但没有什么能毁掉我们的友谊和共同理想。二十八年了,我们没有被打趴下,没必要用第二个二十八年来考验我们的意志,也不会有第二个二十八年! 感谢川渝兄弟的酒!我会让更多的人看见它,让它助力我们的联合国“六四”申遗活动,要通过它告诉人们:六四不仅仅是历史,也是今天中国的现实;我要给更多人讲述这瓶酒的故事,要告诉人们,它之所以如此贵重,不仅因为融合了血、泪、痛、胆汁、良心、梦想、兄弟之情,还因为它终将加入最后的配料:胜利! 2017年5月12日 写于汶川大地震9周年纪念日 附: 陈兵简介 1969年2月21日生,男,四川遂宁人,系八九学运领袖陈卫孪生弟弟。 陈卫、陈兵兄弟自幼深具国家民族情怀,1988年双双考入重点大学(陈卫北京理工大学,陈兵西南石油学院)。 1989年学运伊始,陈兵是南充地区学运带头人,5月中旬被西南石油学院学生推选为学校四名对话代表之一,组织南充地区10余所大中专学校学生在南充市区游行,到南充地委行署请愿对话,以学校的名义起草声援电报并发给北京高自联、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陈卫从北京发来电报,对兄弟俩进行分工,将照顾家庭责任托付给陈兵:“忙学运,月初回重庆。现绝食,京人心之所向,家中多挂念”。陈兵接受哥哥的嘱托,没有出现在西南石油学院赴京的广场方队,转而沉潜。自1989年至2011年陈卫第三次入狱,陈兵一直默默承担着整个陈家护卫者的角色,让陈卫无后顾之忧地从事民主运动。 陈兵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任丘油田工作,常入北京营救陈卫,与北京朋友多有交集。1993年,陈卫第二次入狱被判转入南充川中监狱服刑,陈兵辞职回川照应。1995年陈兵创办成都创能机电研究所,为成飞集团研发飞机检测设备,很快步入成功人士行列。至2003年,因陈卫、刘贤斌、欧阳懿等从事民运的原因,陈兵被当局盯防,业务受阻,关闭研究所出走越南经商。2006年回国,从事商业保险业务,因国保百般阻挠,业内上升通道被阻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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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2016 – 杨建利:对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资格说No

Posted on Oct 26, 2016

文章轉自:http://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72347 作者:杨建利 翻译:刘睿 2016年10月24日 华盛顿 2014年3月14日,中国人权人士曹顺利在中国一家部队的医院里死亡,浑身布满虐待的伤痕,这是拘留5个半月留下的印记。之前,她在2013年9月准备离开中国前往日内瓦参加一项有关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培训时,在机场遭到逮捕的。那年6月,她在北京外交部外组织了一场静坐,要求允许普通公民参与撰写中国递交联合国的人权报告的过程。 今天,我继承她的遗志,以同样的志愿写这篇文章,也就是以中国公民的身份表达中国民众的愿望。这些愿望应该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的倾听,因为当前的中国政府并不是中国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体制中没有正确传达人民的意志,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 近年来,很多民主国家因为惧怕中国的经济力量,在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中,不愿触及人权议题。联合国机制让他们能够在人权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以国际法律赋予的权利集体直面中国政府,而不用担心“干涉内部事务”的指控。本月28日就有这样一个机会,联合国大会将投票选出人权理事会的新成员。 根据建立人权理事会的联合国大会60/251决议规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候选国应当是“在保护和推动人权事务上保有最高标准”的国家。中国离这个基本标准相差甚远。 有些人总是希望或假装希望,把中国纳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能使它遵守规则。但过往中国加入理事会后的纪录表明恰恰相反,其人权表现非常糟糕,往往是变本加厉。我在开头提到曹顺利的死亡,就发生在2013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193票中的176票让中国连任理事会成员之后的4个月。在那次选举之前的几个月中,中国政府就加紧了对网上言论控制、开始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 从2013年至今,中国就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期间,中国国内发生了成千上万例人权侵害案。例如,和平温和的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于2014年被逮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2015年,藏族宗教领袖丹增德勒仁波切(Tenzin Delek Rinpoche)在狱中死于酷刑;西藏死于自焚抗议的人从122例上升到145例;习近平政府对公民社会展开了20年里少见的镇压,320多位人权律师和活动家遭到骚扰、逮捕或被失踪。胡石根先生在过去的27年里已经先后被拘禁两次,长达17年,他于2016年8月初再被判处7年半徒刑。中国政府于一个多月之前又通过法律对外国非政府机构进行安全监控,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变力度进一步加剧。 在过去的三年中,中国政府继续对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基督徒、法轮功修炼者,和香港民主派实行镇压政策。它不但否认天安门大屠杀的罪行,还迫害任何揭露真相、纪念受害者的个人和群体。在这三年中,中国政府公然藐视释放中国民主先驱王炳章的正义要求,继续关押刘晓波博士,继续保持唯一关押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国家的纪录。 在因侵犯人权而臭名昭著的同时,中国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发布了“中国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白皮书,这是中国在人权保护上第三个这样的计划,此时发表该白皮书显然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选举。在白皮书中,中国政府重复他们的谎言,重申与人权理事会合作的誓言。但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可以再次相信中国政府。在明智的人们看来,目前把中国选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如同让狐狸看守母鸡的窝,在它饱餐之后还在搽拭嘴角的羽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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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016 – 杨建利: 中国的民主: 失去的机遇和新的前景

Posted on Oct 2,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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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5/2016 – 杨建利: 习主席不是毛主席 ——兼谈帝王、官僚与民间的三方博弈

Posted on Feb 1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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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4/2016 – 楊建利:改革与革命相遇而携手——在刘宾雁良知奖2015年度特别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

Posted on Feb 1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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